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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知县、工部主事、兵备参议、右参政，按察使和辽东巡抚，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他短于兵事，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这正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新官不谙兵法，决定大举征明，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三月十日，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造木城屯驻。此时，沈阳有贺世贤、尤世功两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领兵三万来援，就军队总数而言，双方不相上下，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据城死守，本来是不会轻易攻陷的。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难以奏效，战事拖延，辽阳明兵大批来援，更为不利，遂采取了智取与力攻同时并用快速解决战斗的方针。首先是猛攻沈阳，十三日，先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伍出身的勇将明总兵官贺世贤，见敌疲弱，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一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兵败返回，身中四矢，城中闻贺败归，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世贤战死，后金军乘势猛攻，尽歼守兵，攻下沈阳。努尔哈赤立即挥师迎战明川浙兵，陈策、董仲揆率兵死战，以万余对五万之敌，杀敌五千余，力竭而死，全军覆没。朱万良、姜弼起初畏战不救，后仓皇接战，一战即溃，遁回辽阳。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率军败敌数万，攻下沈阳要镇。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于官兵，先行押回建州。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去向。他提出：“沈阳已拔，敌兵大败，可率大军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诸贝勒大臣一致拥护，议定，即统军前进，至虎皮驿，明军民俱弃城逃走，遂于此安营立寨。
努尔哈赤决定乘胜进取辽阳，固然是十分正确的，但这也表明，在此之前，他没有制订出迅速夺取辽、沈的全盘计划，不然就不会打下沈阳足足五天之后，才集八旗贝勒大臣议定下一步行动，而这一失算，又放过了轻取辽阳的良好战机。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巡按张铨遣人飞奏明廷说： “辽之战将劲兵，半萃于沈、奉，半分应援，见今辽城，兵不满万，皆真、保、山东之兵，身无介胄，器不精利。……今贼克沈阳，无数枪炮火药，皆入其手，万一用以攻城，更可忧也。”“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胡骑充斥。”军民逃散，兵不满万，如果努尔哈赤于十三日破沈阳后，不休整，立即挥师西南，十四日围辽阳，一天之内，即可轻取。但努尔哈赤计未出此，耽误了五天，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此机，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五日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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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辽沈之战（4）
此时，论兵数，明多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十分坚固，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是兵部“协理戎政尚书”黄克缵专募能铸西洋吕宋大铜炮的高超工匠来京铸造的，最重的三千余斤，其余亦重千余斤、两千余斤，一发可击毙敌兵数百人，威力很大。十三万大军，战将数百员，枪炮众多，城坚壕深，防守相当严密。《武皇帝实录》卷三叙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官）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 “（八旗军队）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吴晗： 《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如果明经略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硬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努尔哈赤在这样严重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夺取了胜利。首先，他针对士卒畏难欲退情绪，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这样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将兵卒发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为打败明兵攻取辽阳奠定了精神基础。
其次，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后金军在屡败明兵的战争中，缴获了大批枪炮和匠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火器和燃放枪炮的人员，但毕竟数量太少，且多系轻型铳炮（重炮或被明人埋没，或缺乏匠人不能燃放），单靠这些，攻不下坚固的辽阳城。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发扬骑射野战的长处，尽量诱使明兵出城入伏，合歼敌军，同时遣派“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响应。三月十九日，他派遣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引诱敌人，果然明军中计了。明辽东经略袁应泰，本来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但见后金马兵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军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追杀六十里，至鞍山始回。另一营明兵从武靖门出，亦被后金军击败。第二日，努尔哈赤亲自督促兵士奋勇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第三日，后金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奠、镇江、汤站、武靖营、长静、长宁、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海州、耀州、盖州、熊岳、复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
这两次攻城，后金虽因先前误失轻取良机，不得不挥军猛攻，伤亡累累，费了很大力气，但毕竟是胜利了，打败了明军二十万，取了辽阳、沈阳两大军事重镇及辽东最富之城，获得的金银财货堆积如山，掠夺巨量人口牲畜，得了大批火器（明人说，丢失火器两万），尽占辽河以东的广阔土地，努尔哈赤登上了“辽东王”的宝座，开始了进驻辽沈地区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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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征广宁（1）
一、 按兵不动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三取沈阳，二十一日下辽阳，八旗军进驻辽河以东十四卫广阔地区，后金汗、贝勒忙于遣派士卒，分戍各地，清查丁口，征收赋税，没有乘胜西征，攻取广宁，席卷河西州县，在决策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失去了轻取广宁的好机会。
辽沈惨败，大军被歼，城池失陷，明国官将畏敌，民无固志。据《明史·熊廷弼传》记载，辽阳一失，“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明朝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拿不出应变办法，找不到抵抗金兵固守河西的出路，严重影响了河西十一卫的防守。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守住广宁，拖延时间，再集军应战。
广宁，本系辽东都会，巡抚、总兵、镇守太监的官署皆设于此，河西十一卫中，以广宁命名的就有广宁卫、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广宁右屯卫、广宁后屯卫、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前屯卫等九卫，其中广宁卫、广宁中卫、左卫、右卫、皆在广宁，一向设有重兵驻防。但是，开战以来，明军群集辽、沈，“河西兵马之精劲，及糗粮器具之转输，无一不为河东竭蹶从事”，辽沈失守，河西财力兵力俱尽。四月初三，辽东巡抚薛国用上奏说，现今“虚拥空城”，“欲募兵，而居民俱窜”，“欲措饷，而帑藏如洗”。堂堂辽东数千里的军政重镇广宁，“存城之兵，不满千人，又半系创残之余”。新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虽然竭尽全力招募，但一月已逾，所招残兵不过万余人，且“皆赤身徒手，马匹械仗，无处寻觅”。明臣唯一倚以阻敌的是狭窄水浅的三岔河，而这长达一百五十里的河防，竟只有一千兵戍守，实际上等于无人。
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奉命往辽，祭告医无闾山之神，回京后，于五月中上奏，叙述耳闻目睹的辽东情形说：
若关外一线之路，寄于海与西虏之间，村落残破，驿递萧条，……至广宁虽稍成城镇，然实不及江南一中县也。城在山隈，可俯首而窥，聚族几何，可屈指而尽，所恃三岔河，而黄泥洼可褰裳而渡，日望援兵，不啻拯焚救溺。……辽陷一月，援兵尚未至广宁，虽有不弃广宁之名，已有弃广宁之实矣。《明熹宗实录》卷十。
熊德阳的这份奏疏，道明了广宁危如累卵和明已实弃广宁的真情。无兵无将无粮无饷，甲仗火器荡然，地形不利，援兵不至，广宁怎能坚守？因此，明人皆谓“河西必不能保”。监军御史方震儒更指出： 辽阳失守消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