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即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列举辽民武装反抗事例说:
我等得辽东之后,不杀尔等,不变动住宅耕田,不侵犯家中谷物而养之。如斯育养,不从。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所遣之使而叛。镇江之人,捕我任用之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之人,捕我所遣之使,送往广宁。双山之人,约期带来彼方(指明朝)之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行,为魏秀才告发。复州之人叛,约期带来明国之船。平顶山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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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辽东军民的抗金斗争(3)
不念我养育之恩,仍向明国,故杀有罪地方之人。若念无罪地方之人,仍居其地,恐乱将不绝,因而移之,带来于北方。带来之后,住宅田谷,悉皆给与而养之。虽如此育养,仍放入奸细,受其劄付,叛逃而行者不绝。今年,川城之人,耀州之人,以被令带其户来,遣人往明国,约期率兵前来。彰义站之人,以明兵来时将棒打女真,而准备棍棒。又鞍山、海州、金州、首山,其周围各堡之人,皆放入奸细,约期引兵前来携之而去。《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十六。
这次汗谕,清楚地表明了辽东军民武装斗争的普遍性和连续性,从全军进驻辽东开始,斗争就风起云涌,连续不断,迅速扩展,遍及后金整个辖区。
尽管斗争十分残酷,满汉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成千上万的起义逃亡者,惨遭屠杀,妻儿为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鲜血没有白流,满汉人民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辽民大批逃亡,武装反抗,形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影响了财力、物力和人力,威胁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也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推行“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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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1)
“各守旧业”,是金国汗、贝勒进驻辽东以后对汉民采取的重要政策,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以后,它延续、演变为“民复其业”,对安抚汉民、稳定全国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各守旧业”的“业”,是民间习惯用语,用来称呼“百行百业”、“各行各业”的业,泛指农、工、商等各方面。
努尔哈赤多次对辽东汉民宣布“各守旧业”政策。最早的一次,是在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四月初一,即攻下辽阳后第七天,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来的。他下达汗谕说:
攻取辽东城(辽阳)时,吾之兵士,死者亦多。如斯死战获得辽东城之人,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尔等海州、复州、金州之人,岂如辽东之攻战。尔等勿惧,……多肆杀戮,能得几何,瞬时亦尽矣。若养而不杀,尔等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
同年五月初五,第二年七月二十八,第三年四月十二、六月十五,以及天命十年(1625)十月初三,又多次宣布和讲述“各守旧业”政策。从这些汗谕和督堂的告示,表明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后金汗、贝勒实行各守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统治秩序,稳定境内局面,安抚、控制辽东汉民,征租敛赋佥派力役,而并不是为民着想,让辽民安居乐业,保障他们的田园财产。汗、贝勒拥有精兵十万,能对辽民大肆屠杀,可是总不能全部杀光,尽杀以后,虽能席卷辽民所有财产,掠得大量金银财帛土地房宅,但以后怎么办?抢来之物,能用多久,“瞬时亦尽矣”。民皆杀戮,谁来耕田,谁来建造房屋,谁来贩运货物经商行贾,谁来栽植果树养花种菜,谁来养猪饲羊牧马放牛,米谷从何而出,菜蔬由何而生,棉衣从何而产,肉禽蛋瓜果从何而至,衣布又由何而成,就会如努尔哈赤所说,将辽沈人民的劳动果实——“口粮”,全部丢弃了,而各守旧业,让辽民继续耕田种地,修建房宅,贩运货物,却能获得“长远之利”,能够长期征收国赋私租佥民赴役,永取于民。
清朝兴起史第七章“各守旧业”与“计丁授田”第二,这项政策,保护归顺新汗的汉族地主、官绅和财东的利益,对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各守旧业”政策,强调各自保有自己的祖业(如田地、房屋、店铺等)。过去这些田宅为谁所有,今日仍旧物归原主,不得变更。辽东地区,本来贫富已很悬殊,广阔田地,主要为地主霸占,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昔日尔等明国富人,多占田地,雇人耕种,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有田谷,买而食之。”金军进驻以后,汉族地主豪绅,既怕新君没收庄田霸占祖产,又怕劳动人民乘机反抗,夺取土地,抗租不纳,惶惶终日,坐卧不安。现在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后金不没收民田,各人保有原来所有的产业,他人不得侵占。这首先是禁止佃农、长工、劳苦农民侵占田土,已经占取的,必须退还田主,尚未占夺的,不准再占。
当时,汉族地主、官绅和富商大贾,不少人死于战乱之中,许多人逃入关内,出现了大量的“无主之田”、“无主之宅”、“无主之谷”和“无主牛马”。仅在辽阳地带,以及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无主之田就多达一百八十万亩,与明朝嘉靖年间辽阳五卫、沈阳中卫和金复海盖四卫屯田额数一百九十四万余亩,相差无几,为辽东都司二十五卫军屯总额三百一十六万二千亩的一半,可见,相当多的汉族官绅地主遗下了大量的“无主之田和无主财谷”。兼之,此时金军新入,统治还不巩固,八旗官兵主要聚居大城要塞,边远州县,尤其是乡村,戍兵很少,很多屯堡村寨,后金政权的势力还未达到,正是“叛、逃甚多,乱”的形势,这为贫苦人民夺取田地财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农民占耕地主庄田被迫退回原主的直接材料,但下述一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天命六年(1621)九月初八日,努尔哈赤谕令副将刘兴祚说:“查明盖州、海州属下无主谷、草,从速计量,给与我等兵士。”十六日谕佟驸马说:“佟驸马,尔告八游击、二都司:无主之谷、草,从速调查处理,征取送来,给与未给饲料之马。此事若不从速料理,无主之阿哈,将擅自卖尽矣。”又谕令新城游击说:“边境各处无主之谷,与其弃之,不如令欲取之人拾取。”《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六。
这三次汗谕,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出现无主之谷、草的地区相当广泛,不只是盖州、海州和新城,而是整个辽东地区。因为,佟驸马是努尔哈赤委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总兵官佟养性,八游击、二都司是进驻辽东以后新任之官,专门具体负责辽民之事,汗命他们清查无主之谷,就是让他们在所有汉民地区进行这一活动,足见出现无主之谷的地区是何等广阔。
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清查,可见,在相当多的州县村屯里,地主富绅或死或逃,许多佃农、雇工、奴仆摆脱了业主、家主和东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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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2)
其三,这些“无主之阿哈”将主人的谷、草占为己有售卖与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致如不从速清查禁止,则将被他们出卖罄尽了,故努尔哈赤在八天之内,连下四谕,责令八游击、二都司赶紧清查和处理。
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1622)正月二十四日金兵进入广宁,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内居民说:“无主之财物、人畜,以及店库所存之金、银、闪缎、蟒缎、帛、布、翠蓝布,各种物品,尔等所得甚多矣!今令尔等拿出,尔等取一半,另一半给予我等之有劳兵士。”《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三。
贫苦农民既能夺取无主之谷,就更有可能占耕死于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庄田,何况这些田地本来就是他们佃种佣耕的,当然不会抛荒不耘,一定会照样耕地种田收割庄稼,只不过是没有主人鞭责催租罢了。
劳动人民的这些反抗行动,打乱了旧统治秩序,破坏了原有制度,引起地主的极端仇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现在,后金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强迫劳动人民将无主田宅退出来,不许再占,帮了汉族地主的忙,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后金汗、贝勒从推行“各守旧业”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从前屈居偏僻山区的小邦之汗努尔哈赤,已经一跃而为辽东的最高统治者,对各行各业都有权支配,有权调拨,可以让拥护新汗之人“各守旧业”,也可以将反金之人祖业全部没收,一切皆由汗安排,辽民俱为汗臣仆。后金辖区,尽系汗土,全为汗民。
其次,汗、贝勒拥有辽东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权,霸占了全部无主田土。汗、贝勒可以迁民分地,可以赏赐臣僚庄田,也可以籍没罪人田产,当然更可以调拨土地,设立汗、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绝之人留下的“无主之田”,皆归汗有。新君可以让逃亡的地主回来以后,根据规定的条件,归顺金汗,手持银钱,向督堂叩首乞求,从而领回自己的府宅、庄田、粮谷,收复旧业。汗、贝勒也可以令无田之民分种无主田土,纳赋服役,听汗驱使。
再次,拉拢汉族地主,为建立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新的满汉统治,提供物质条件。要想统治以汉民为主的辽东,必须依靠和利用汉族上层人物,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区区数万丁的“满洲”,是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的,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