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不得不服从。《武皇帝实录》卷四载述此事经过说：
帝聚诸王臣议曰：皇天见祐，将辽东地方付与我等，然辽阳城大，且多年倾圮，东南有朝鲜，西北有蒙古，二国俱未服，若释此而征大明，难免内顾之忧，必另筑城郭，派兵坚守，庶得坦然前驱，而无后虑矣。诸王臣谏曰：若舍已得之城郭，弃所居之房屋，而更为建立，毋乃劳民乎？帝曰：既征大明，岂容中止，汝等惜一时之劳，我惟远大是图，若以一时之劳为劳，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筑城，至于房屋，各建之可也。诸王臣俱服其言，遂于城东五里代子河边筑城迁居之，名其城曰东京。
过了三年，旧境重现，努尔哈赤又提出迁都沈阳，八旗贝勒、大臣又行谏阻，努尔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议，群臣只好再次服从汗旨。对于这件关系重大之事，《武皇帝实录》卷四叙述说：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大政殿（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时所建）
定都沈阳，是正确的，对金国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从这两次迁都和新筑东京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努尔哈赤实系金国之主，握有军国大政的决策权，是说一不二言出令行的专制君汗。
在军事上，努尔哈赤是最高统帅，八旗劲旅归他指挥，将领的升降奖惩和委任，皆由他最后决定。对外用兵，从军事方针到战略战术，以及军队的进退等等，都由汗钦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尔哈赤亲自统率。从击败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中经攻抚顺，败明军于萨尔浒，取沈阳、辽阳，下广宁，三十多年的重大战役，皆系英明汗发号施令，率领诸贝勒挥军鏖战。军权牢固地掌握在努尔哈赤手中。
在财经上，金国辖区土地，皆属汗、贝勒所有，满汉人民交纳的赋税和贡物，尽归汗、贝勒支配。他们大量掠夺人丁，逼令充当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贝勒下令，自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一贝勒各置三拖克索”。天命八年（1623）六月，镇压复州人民反抗后，将杀后遗下的叛民编为阿哈五百户，每十口给一牛、一驴，遣往设有汗、贝勒拖克索的纳丹费勒，耕田种地。九年（1624）正月，强迫盖州、析木城一带的汉民三千二百丁，迁往盖州城居住。充当汗的“种棉之人”、“育养水果之人”。十年（1625）十月，努尔哈赤下谕，编立成千上万的拖克索，除以数百庄赐予八旗官将外，其余拖克索尽归汗、贝勒所有。努尔哈赤及其子侄诸贝勒，一跃而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大庄园主。
第一节汗、贝勒权势的膨胀（3）
汗、贝勒拥有大量牲畜。除建州时期原有牲畜以外，进驻辽东又掠夺和没收了大批马、牛、羊、驴、猪，仅用来出赁与民的耕牛就有一万头。天命六年八月，蒙古喀尔喀部为赎取斋赛贝勒，送来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一小部分赐予八旗官将，其余尽为诸贝勒分取。
汗、贝勒还有大批专门培养果树的园户、捕鱼捉蟹的渔户、捉鸟的雀户、煎煮食盐的盐丁，以及种植棉花的阿哈。另外，汗、贝勒每年还派遣上千包衣到长白山采挖人参，猎捕貂狐，捞取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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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1）
努尔哈赤从一个丁不满百的小部酋长，上升为辖地万里臣民百万的大金国英明汗，固然与其个人艰苦奋斗和家族成员的同心协力共创大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网罗到一批谋臣勇将，没有他们的挥军冲杀，佐治国政，这一变化也是不能出现的。努尔哈赤深深感到人才的重要性，一贯强调要任用贤人，擢升有功的忠臣。进入辽沈以后，统治广大汉民，更加感到必须依靠各级臣僚，因而对八旗官将，尤其是对女真官将非常重视，十分信赖，厚加礼遇，额外奖赏，以促使他们效忠汗、贝勒，为巩固金国而尽力效劳。他曾专给诸贝勒下达密谕说：
我国之诸贝勒、大臣，若皆贪图个人之安娱，我为尔等太息，当唾尔等之面矣。尔等之断罪，非理矣！对并立授首之汉人，何故如我等之女真同样处之耶？我等之女真，若犯何罪，当问其功，问其差使，若有些小理由，即以之为藉口而宽宥之矣。汉人系应杀而获生之人，若不忠正效力，复为盗贼，何故不诛灭其族而杖释耶？至于系带往我等之费阿拉后与我等同来之汉人，当以同理考虑而断也。尔等所断者，似倔强不听之牛骡矣。着八贝勒将此谕，召集各自之固山之贝勒、大臣密观之，勿令他人闻知。《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二。
金国特重刑法，审断是非功过，是汗、贝勒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他们扶植忠良惩治奸臣的有效手段。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努尔哈赤特别指出，要区别开女真和汉人，对女真人，对女真官将，要尽量优待，即使犯法，应当问罪，也要论功论职而宽宥。至于封授爵位、官职，赏赐人丁财帛牲畜和庄园，女真官将更受到特殊的优遇。
八旗官将，多系女真担任。早期的“五大臣”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和安费扬古，都是女真。建州时期先后担任过固山额真要职的有，阿敦、额亦都、虾费扬古、多弼、扈尔汉、穆哈连、济尔哈朗、汤古岱、博尔晋、何和礼、阿巴泰、扬古利，济尔哈朗、阿巴泰、汤古岱是宗室，多弼是觉罗，与其他固山额真都是女真。
进驻辽沈以后，曾任处理金国日常政务的督堂要职之人有，阿敦、阿巴泰、汤古岱、何和礼、扈尔汉、乌尔古岱、阿布泰、扬古利、多弼、巴雅喇、苏巴海、阿什达尔汉、贝托辉，也都是女真（包括宗室和觉罗）。
担任过固山额真或总兵官的有，巴笃里、穆哈连、康古里、汤古岱、扬古利、车尔格、扈尔汉、布山、阿布泰、岱音布、乌尔古岱、何和礼、喀克笃礼、武纳格、宗海、图尔格、李永芳、佟养性，还有明安等几个蒙古总兵官。上述人员中，只有李永芳、佟养性是汉人。
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十之###也是女真人。
努尔哈赤一向主张赏罚分明，重奖任劳立功之人，特别是对于危难之时挺身而出的官将，更给予特殊奖赏。例如，布山原曾因被他人陷害革除官职，后来查明，他不仅在辽沈之战中没有过失，反而见难而进，独担重任，立下大功，努尔哈赤恢复其职，并擢升一等总兵官，特赐世代优免的敕书。该敕文说：汗曰：在我得胜之时，能够管辖禁约之人甚多，我等苦战困难之时，管辖禁约之人则很少。夺取辽东城时，汗所举用之诸大臣，皆知我兵后退，谁也不出来管辖禁约，皆逃于房中隐蔽，布山独出而管束指挥，更番遣兵前往。如斯我等危难之地，布山独能只身承当而管辖，立下大功，以一等总兵官之职给与布山，充任固山额真。子孙世代获死罪者，皆不杀，得贪赃之罪者，不夺其财，免其二千四百一十两之罪。无论何人，若皆如布山一样，于我等危难之时，以身承当而管辖者，如此之人，汗与诸贝勒将信赖矣。若如斯汗和诸贝勒信赖，也象布山一样，立下大功，即使犯下死罪，也不杀，得取财之罪亦免之。《满文老档·太祖》卷四十八。
努尔哈赤对开国元勋扬古利，也因其功多、正直、忠心耿耿而特赐世袭敕书。该敕文说：
汗曰：扬古利于各次用兵时，率先而前，赐以功，给与一等总兵官之职，子孙世代承袭。若犯噶盖、阿敦之乱政坏道之罪，则诛其身，倘若因过获罪，则死罪不杀，取财之罪不取。免一千五百两之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一。
八旗官将，立下军功，或政绩可观，佐治国政，忠于汗、贝勒，就可获得汗的赏识，授予官职，封赐爵衔，除谋叛大罪外，死罪不杀，罚罪不罚，而且可以子孙世袭其爵，世得其职，确也算是备受汗的优遇了。
有功，有了官职，就可论功领赏按职取财。三十多年的南征北战，从各部女真及明朝城乡掠夺了上百万人畜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帛，努尔哈赤以论功行赏按职分赐的方式，将大量人畜钱物赐予八旗官将。天命六年三月十三下沈阳，二十一日取辽阳，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就大赏群臣，赐总兵官各银二百两、布二百二十匹、帛三十匹，副将银一百五十两、布一百五十匹、缎十五匹，参将银八十两、布八十匹、帛八匹，游击银五十两、布五十匹、帛五匹，牛录额真、备御、备御级的巴克什，各银二十两、布二十匹、帛三匹。
五月，乌尔古岱领兵强迫镇江民投降，杀拒降者，以其妻子为俘获，带回一千，分与督堂以下备御以上官员。七月底，二贝勒阿敏、四贝勒皇太极，领兵镇压镇江反金人民，杀拒降之人，将起义民人编为俘获，带回辽阳一万两千，一部分赐给有职官将，自督堂起，下达千总。九月初四，以海岛掳掠汉民带来的俘获一万，赐予督堂以下守备以上各官。天命七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以掠取明总兵官毛文龙所得俘获一万，一半赐予督堂以下备御以上官将。二月初四，他又下谕，将“驱护”的汉民，赐予督堂、总兵官各三十五丁，副将各三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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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优待女真官将（2）
有了功，有了官职，就可凭仗权势，掠民为奴，增置拖克索，新设牧场，驱使包衣阿哈耕田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