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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八大胡同越是破落得如同坐上了冰车，遏制不住地一个劲儿下滑，一些北京人就越发纸醉金迷，灯红酒绿，萎靡地唱起后庭花。有时真的让人忍不住要想，缺少了赛金花和小凤仙的时代，不仅缺少了蔡锷和瓦德西，连嫖客们都如黄鼠狼下的仔，一代不如一代了，连同曾经风光一时的八大胡同，跟着一起丢了魂儿，像散了黄的鸡蛋似的，快要拾不起个儿来了，李六庚敲得再响的锣声，也惊醒不了他们。
那个时期，战乱的幽灵始终没有消散，一个个这派那系的军阀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好不容易把日本鬼子赶走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又来了，北京城是城头频换大王旗，再加上自然灾害纷起，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些人死抱着八大胡同，再怎么说，再怎么唱，都只是一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挽歌了。
由于贫寒的市民和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无业游民和难民大量流落进北京，为了生活而被迫卖身的妇女，和为了性欲而寻求便宜的下等妓院的男人，同时成比例地增多。八大胡同里那些墙上雕刻着砖雕匾额、门上挂着牌子和灯笼的上等妓院，便越发寥落，而下等妓院甚至暗门子（暗娼），很快就蔓延出了八大胡同，往南越过了珠市口大街，到了离天桥很近的大森里、莲花阁、四圣庙、花枝胡同、赵锥子胡同一带。晚年的赛金花住的居仁里，就属于那一带。
那时候在山涧口和铺陈市胡同口，一清早常常站着一溜儿人，都是等待着卖苦力干活儿的壮汉们。如果找到了活路，干完了一天的活儿，手里拿到了一点儿滚着热汗的钱，他们一般会到小饭馆里喝点儿酒吃碗面，酒足饭饱之后，到天桥听听侯宝林的相声、梁益明的京戏、小白玉霜的落子，再有的消遣就是逛逛窑子了。而那些下等的窑子，便都在这附近，走不了几步，抬脚就到了，是专门为这些人设立的。
同时，这些下等的妓院也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一般，继续往东蔓延到了金鱼池、蒲黄榆。那时有竹枝词说：金鱼池畔看婆娘，心急偏疑曲巷长。那些本地土娼，就是为满足这些贫苦的壮汉们而藏在金鱼池四周一些破旧低矮的房子里，饥寒交迫之中，几乎给几个子儿就行，不给钱，给个窝头都行，便宜得难以想象。那些土娼穷得可怜，那些房子几乎就是碎砖烂瓦搭起的屋子甚至只是苟且栖身的窝棚而已，门前常常只是挂一个肮脏得像块子布的破门帘，权且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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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3）
这样的局面，一直往东，蔓延到了东柳树井，然后再往东，到更为偏远的磁器口和栏杆市附近的黄花苑，算是彻底完成了它东进的目的和规划。黄花苑，又叫做黄河沿、黄花院和黄鹤楼。要是叫黄鹤楼，真是那时人们的黑色幽默，名字听着不错，其实却是破烂不堪的贫民窟。它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窄胡同，清末民初才形成，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在《北平地名典》上，才有了胡同的名字。我想大概是和下等的妓寮出现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说，那些妓寮在这里遍地开花，让它渐渐地兴旺而为北京人所知。
它的位置在现在的两广大街的南侧，离红桥市场不太远，现已改名为新生巷，其时代的意义不言自明。那天，我专门去找它，找了老半天，跟我小时候从它那里走过时的印象，完全不一致，面目全非，当年没有见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出它昔日的模样了。当时它很偏很荒，已到了城市的边缘，再往南走，就是一片荒郊野外和乱坟岗子了。而现在，它的四周楼盘林立，气派恢宏，房价每平方米卖到一万块钱的高价，而它的南面，楼房早都漫出四环以外，别说让那时候住在这里的人们叹为观止，就是如我这样年龄的人，虽没有见过它在三四十年代的样子，毕竟见过它在建国初期的样子，面对它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燕都丛考》引当时《顺天时报丛谈》说：“黄河沿，现已改为黄花院，推源溯本，盖仍有河槽通运之意。现则矮屋一片，已为三四等妓女之娼寮，亦外城东偏之特别烟花窟。但地处偏僻，人物杂错，殊不若西城八大埠之有致也。” 它所说的八大埠，就是八大胡同，因在黄花苑之西，谓之西城。
住在这里的人家一般是一些小商小贩，卖个针头线脑、仨瓜两枣的，挣几个糊口饭钱而已，大概就像今天那些推着平板车出来卖货跟城管打游击的人。后来，住的人多了，又相继开出了南北三条小胡同。我想它地盘的扩大和繁荣，还是和妓院在这里登陆、而且很快形成了阵势有关。大概这里的房子相对比八大胡同和天桥一带便宜，跑到这里来开妓院的人增多，就跟得了传染病似的，最后在这弹丸之地竟然出现了14家三等妓院和13家四等妓院。现在想想，那么多的妓院，大概就跟现在杂乱的小街上拥挤着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发廊差不多。
有了这么多家妓院相继开张，这里的名气在北京突然大起来不说，还把附近其他生意也盘活了。最让人们看得清楚的是，黄花苑东西两个胡同口的小饭馆小酒馆和各种摊贩，多了起来，而且处处热气腾腾，香烟缭绕，生意都不错，每天晚上一直到半夜，电灯或煤气灯、火石灯都是亮着的，吆喝声都跟唱歌似的，喧哗声跟蛤蟆吵了坑似的。来这里光顾窑子的人增多，不是附近的小贩，就是拉三轮车的车夫，要不就是澡堂子里的小力巴儿，或火车货运站上扛大个儿的，如同现在的打工一族。干妓女这一行的，也都是本地的土娼，彼此都是穷苦人，手里没几个钱，半夜里饿的时候，一般都会到胡同口这些地方吃点儿东西，让这里的生意不能不好。
传统的笑贫不笑娼的心理，让住在这里的人（除了那些老鸨和地痞恶霸），和这些妓女街里街坊的，都还相处得关系不错，都是为了混碗饭吃，便相互帮衬着，让这块原来荒凉的地方，涌动着低贱却旺盛的生命力，萋萋野草似的，竟然也摇曳在北京南城的天空之下，一时成为了一种阵势。前几天，我听一个叫苏阳的年轻歌手，抱着一把吉他唱着一首民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歌词：“我要带你们去我的家乡，那里有很多人活着和你们一样，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因为正要写这一段，让我忍不住想起来黄花苑，我觉得苏阳的这首歌就像是为黄花苑唱的一样，那些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花儿开在粪土之上，像草一样，像草一样。
黄花苑的出现，从数量和质量上，虽然不能和八大胡同分庭抗礼，却成为了北京城那时候对八大胡同的一种补充，像是在一片大树丛的边上，长出的一片蘑菇地，供人们各取所需。从另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八大胡同的风光已经不再了，它不仅让黄花苑这样的三四等妓院分了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它已经无可奈何得如一个落水的人，让黄花苑这样的下九流抱着自己一起下坠得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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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苑：八大胡同衰败的象征（4）
根据《申报年鉴》公布的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民国时期，妓院和妓女最红火的时候，是在1913年到1918年——
妓院 头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合计
家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总数
1913年 366 721 838 1368 257 3184
1914年 357 744 833 1467 256 3300
1915年 388 760 908 1535 288 3491
1916年 391 729 893 1580 298 3500
1917年 460 781 986 1814 308 3889
1918年 406 3880
这里的妓女仅是公娼，不包括私娼，这个时期的私娼的数量，一般是公娼数量的两倍左右，两项加起来，北京那时的妓女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人左右。根据当时的北京人口数据表明，那时候的公娼和居民比大约是1比200多；包括私娼在内的比是1比80左右；也就是说，在那时的北京城里，平均每80人里，如果刨去男人和儿童，每20名妇女里面，就会有一名妓女。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小了。
还是根据甘布尔的《北京娼妓调查》，从1929年起（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的妓女数量逐年下滑，到了建国前夕的1949年，妓院总数只剩下了224家，几乎少了一倍。而妓女总量也减少至1316人（这个数字中还包括一部分私娼），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可以看出，黄花苑的出现，并不是北京城红灯区的扩大和繁荣，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垂死挣扎，一种回光返照，它亮起了北京红灯区的一盏红灯。八大胡同，因黄花苑的出现，而彻底地走进尾声。它的寿终正寝，落下帷幕，是早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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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日子定格在那里无语话沧桑（1）
民国末期的八大胡同，确实和清末民初时已经大不一样了。迫于生存，它开始和黄花苑一般，也出现一些下等妓院，在朱家胡同的时升旅馆，在王广福斜街的广兴妓院，在小李纱帽胡同里的连升店、永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