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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您为什么被人家一卖再卖？
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遍，她都没有回答过，她只是瞪了瞪我，好像是说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但我实在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被一卖再卖的，我很好奇，只能够自己一再去猜想。当时正值徐迟写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轰动一时，那也是我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为她构想着许多我能够想得出来的原因，比如，她的家境贫寒，她的父亲抽大烟破落，她的父母双亡，或者她是被“拍花子”拍走而后被拐卖，或者是她在人家当童养媳当丫头当填房，或者是她头一次被卖之后不驯服，甚至有过逃跑的行动。但是，我始终没有弄清楚。
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业余时间学习写小说，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小说，和她聊天时，我喜滋滋地说起了这件事。她说了句：早知道你喜欢鼓捣这玩意儿。随后就问了我一个文学的问题。当时我很吃惊，心里暗想这个老太太居然也懂得文学？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身和背景呀？
她问我：你看过老早年间有本叫做《一缕麻》的小说吗？
我说我没读过。
她说她也没读过，但她在上海的时候，看过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文明戏。
我替她算算，她在上海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样子，看戏应该是民国之初的事情了。我让她给我讲讲这个《一缕麻》的故事，她摇摇头，说自己也记不大清楚了。大概是讲一个有点儿文化的年轻女子，被父亲包办婚姻，不得已嫁给了一个弱智儿，那女子心里十分不满，迫于压力，又不敢反抗父亲。但是，新婚之夜，她坚决不让丈夫近身。后来，她得了重病，是一种传染病，丈夫天天煎汤熬药没日没夜地侍候着她，她的病好了，丈夫却一病不起，最后死掉了。
讲完这个故事，她看了看我，我看了看她，似乎彼此都在观察对方，我发现她的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但我敢肯定这个故事和她的身世有着某种联系。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猜透，但一些蛛丝马迹还是从这个故事中泄漏出来，就像暗屋里掀开的一角窗帘缝儿，光线和尘埃一起闪了进来，飞虫一样四下蠕动起来。也许，她跟故事里那个女子一样，才跳出一个火坑，又掉进了另一个火坑？
我很想顺藤摸瓜，那时我非常好奇，在这个姜老太太的身上，藏着太多的秘密，和那个过去的时代纠缠在一起，像不安分的小鸟一样，时不时地在今天和过去的生活中跳进跳出。尤其，后来她的年龄越发地大了，我明显地预感到她就要不久于人世，如果再不问明白，她有可能就把这些秘密都带到另一个世界里了。但是，她对我几乎讲述了她人生的全部故事，却始终没有讲述过她青春时代最关键的这一节故事。
那天，面对我的提问，她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她问我你知道这个《一缕麻》是谁写的吗？我还没有回答，她先告诉我了：是个叫包天笑的人，你一定知道他吧？你喜欢文学，肯定知道他的。我说这个我知道，包天笑是清末民初一个挺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好像是鸳鸯蝴蝶派吧？
她又问我：那你知道他在北京住在哪儿吗？我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马上很开心，好像小孩子玩捉迷藏一下子就抓到我一样开心，她对我说：我告诉你吧，那时候他就住在铁门胡同，铁门胡同，你肯定知道在哪儿的，就在菜市口的东边一点儿，路北就是。有一次，我还去过他家呢。
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3）
记得那天我对她开玩笑地说：哪天我也写本小说，就写您，题目叫做《两缕麻》。
她一摆手笑着说：拉倒吧！还《两缕麻》呢，一团乱麻！
她家姜先生是一个很和气的老头，是个扎嘴的闷葫芦，不大爱说话，家里的话似乎都让她说了。她和姜老爷子有一个儿子，长得不像她，像老爷子，是刚解放不久出生的，比我小两岁，在云南插队，和当地农民的女儿结婚生子后，留在当地，一直没有回来。他们老两口谁也不怎么提儿子的事情，但我知道，其实他们都想儿子，想让儿子调回北京来，一家子好团聚。大概在八十年代末，姜老爷子病逝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带着老婆孩子，曾经从云南回来过一次，但料理完丧事，没过几天，就又都回云南了。我看得出，他们那个儿子，跟他们老两口的感情不大深，或者有着什么意见或隔阂。想想，也可以理解，一个妓女的儿子，如果是我，心里也会长满蒺藜一样，时刻扎得自己难受，别说是在以往特别讲究出身的政治时代里，就是现在也不是挂在自己身上光彩的纪念章呀。
姜老爷子一去世，儿子一走，我发现姜老太太的精气神儿大不如以前了，明显的风烛残年的感觉，显现在她的脸上。当时，我隐隐地担心，她大概也活不长了。有时，我会去看望她，和她聊天，只有聊天时，她还能够恢复一些元气似的，又回到了从前。但是，那时我搬了家，离她那儿很远了，去一趟不容易，去的次数明显少了。
有一天，我去她那里的时候，她对我说，让我去杨梅竹斜街一趟，帮她捎个信，找个人。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这样让我去传信是最快也最保险的一种方式了，这也说明老太太信任我，我很高兴，拿着信立刻拔脚就走。我知道她有一个姨夫住在杨梅竹斜街，以为是让我帮她找姨夫。到了那儿一找，不是她的什么姨夫，看见的是一个女人，比我大好几岁的样子。她看看我带去的信，谢了我，说了句：听我妈说起过你，还说：我在报上也看过你写的东西。然后，她不动声色地让我回去对老太太讲，她今晚就过去。
我回去把话告诉了老太太，这才知道，这女人是她的女儿，但不是跟建筑工人生的。是和谁生的，她又不说了。我后来仔细回想，看不出那女人哪一点像她，和她的那个儿子一样，都不像她，她的遗传基因，似乎很少传到她的下一代。从那个女人的年龄来看，肯定是她在八大胡同的时候生的，也就是说，生女儿的时候，她还在风尘之中，并未赎身，她得到解救，是解放初期的事情了，共产党封闭了八大胡同的妓院，她从了良，才嫁给了建筑工人。那么，她身处八大胡同的时候，怎么有的女儿，又怎么把女儿生下来的呢？女儿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到哪里去了呢？难道像隐身人一样，就隐在女儿的身上了吗？解放以后，她和女儿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为了秘密，藏在老太太的心里。
人都有自己的一点儿秘密，是到死也不会说出来的，就让它埋在老太太的心里吧。
我不知道老太太找女儿为了什么事情，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不她不会找平常日子里一直都不怎么惊动的女儿。我也不知道她的女儿那天晚上过去找老太太，老太太都和她说了些什么。我只是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老太太怕是活不了太久了，是不是临终托付给女儿点儿什么？
但是，我的预感是错的，老太太又活了好几年，一直顽强地活到了九十年代，算是长寿了。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去看望过几次老太太，去的次数很少了，到现在我很后悔，也常常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抽出时间来多看看她。我发现，老太太的晚年很凄凉，她倒是不愁吃不愁穿，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分别给她一点儿钱，虽然不是大富，倒也足够她的花销了。最后的时刻，女儿还帮她请了一个保姆，应该说到死她都没有受什么大罪。只是，她非常的孤独，我发现她最大的快乐和安慰，就是身边有个和她说话的人，听她叨唠那些陈年往事，那是她最喜欢唱的独角戏，常常是她一个人自吟自唱，不容我插嘴。她这一辈子最乐和的事情，除了抽烟，就是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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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老太太“鱼口”的故事（4）
在老太太最后的日子里，她对我说的话常常颠三倒四，含混不清。我知道，这是人老的标志，我没见过她年轻时在上海在天津在北京八大胡同里的模样，我只能想象，从我最初认识她时60多岁的模样看，年轻时，她一定是个美人坯子，我觉得比照片上看到过的赛金花和小凤仙都要好看些。她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在妓院那样一个晦暗的地方度过的，她的一生那么快就要走到了尽头。我有些替她伤感。
我曾经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她听，她使劲儿地望望我，像是在安慰自己，也像是安慰我，说了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都是这样子的。
在她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已经和她很熟了，她也很信任我，愿意和我聊天，讲她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讲她埋藏在心底的一些隐秘的事情，我猜想，这样的事情，恐怕她不会对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讲的。有时候，心底深处的一些话，是无法亲口对自己的孩子讲出来的，但可以对外人讲，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和顾忌，那可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脱。
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对我说起的两件事情，我还真的是头一次听到，听得我有些毛骨悚然。两件事情都和“鱼口”有关。
一件事情是，她在天津的时候，一个她接过的客人，长得倒挺面善的，干起事来却比谁都狠。他非要让她帮他往北京走私烟土，而且要她把烟土塞进“鱼口”里。她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鱼口”吗？我说不知道，她指指自己的下身，那时，她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我明白了，她指的是阴道，愣把烟土塞进阴道里，容易躲过检查，比较保险。这个客人真是够狠的了。她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客人和老鸨合伙干的生意。他们一起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干这样的事情，伤天害理不说，还让她感到屈辱。她告诉我，就是在那一次次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来走私烟土的时候，她下定了决心，再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