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捌章- 第2部分

　　

游走在八大胡同的前生之中（3）
八大胡同，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是妓女所在之地，当时的皮条营、胭脂胡同、百顺胡同和韩家潭，都有一些妓院，一代名妓玉堂春就住在百顺胡同和皮条营之间的苏家大院（遗址现在还在）。只是，一花不是春，独木难成林，那时八大胡同尚未成气候，中心便不在这里而被内城神气活现地独霸。八大胡同，最终能够取代了东西两城这些勾栏、粉子、堂院，而伸展了婀娜的腰身，形成了规模，独占了鳌头，是到清朝晚期。一条胡同，一块地盘，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需要时间和时机，需要天时与地利，才能够让它应时应运，如梨花一枝春带雨地悄然绽放。在北京以后的历史中，再也不会出现如八大胡同一样的街区了，而在当时，它的地位与作用也和它的前朝前世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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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八大胡同在明朝就有了一定的基础，且有一代名妓玉堂春在那里坐镇、挂头牌，为什么到了清朝伊始之时，没有继续发展而蔚然成为气候，而是一直拖到晚清才又忽然想起了它，挖掘旧墓一样重新开掘了它呢？
　　这得从清世祖进京之后立下的规矩说起，那时是禁止嫖妓的，特别是禁止官员嫖妓。康熙大帝立下###：嫖妓的官员，为首者斩，从者发配到黑龙江；嘉庆皇帝也立下这样的法：嫖妓者，杖打八十，并将其房屋充公。一直到了光绪时，还有这样的法：嫖妓者，判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的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的罚金。
　　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特别是清前期，有这样的法律存在，一方面说明妓女并没有形成气候，八大胡同便也没有形成气候。另一方面说明，清政府的法律在逐渐地松动，为以后八大胡同形成气候与阵势，埋下了伏笔。
　　但是，即使清政府法律最严厉的时候，也只是禁嫖妓，并不禁玩相公，所以那时的官员便剑走偏锋，改玩妓女为玩相公，并且，竞相攀比，相当厉害。官府和私宅养戏班子成风，在八大胡同一带，相公堂子更是相当盛行。道光八年作的《金台残泪记》中，曾经记载当时八大胡同的情景：“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如此兴旺的男妓业或曰同性恋业，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男色之风，始见于《尚书》，大淫于六朝，清代则是于它们的继承，当时不止一本书中记载，说是：“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今”，“京师士大夫，一时好谈男色，恬不为怪。”乾隆年间诗人蒋士铨曾作诗讽刺：“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灯筵呈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妖邪此为极。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
　　《燕京杂记》中介绍那些“相公”的主要成分——优童的来源时说：“京师优童者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燕京杂记》中还记载了当时优童居住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比日后的妓女待遇要高：“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可见那时的风气。这样地讲究，与其说是为了那些优童，不如说是为了那些贪恋相公的达官贵人。
　　所谓相公，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指的就是男妓。那时上等的相公，是非常讲究的。《清稗类钞》里专有记载，他们从小就要做一番特殊的打理和培养，成本比上等妓女还要高：必须挑选那些“眉目美好，皮色洁白”的幼伶，大多选自苏杭和皖鄂一带，先要教戏三两折，学戏中女子之语之步之态，然后，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好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像姑娘”——相公，就是从此而来的。
　　最初的相公很多都是戏子，前面所说的优童，指的就是小戏子。《金台残泪记》中说：“京师梨园旦角曰相公，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到和坤与魏氏蜀伶传言甚盛时，还可以看出男妓之风行。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乾隆几次下江南，在扬州看到了昆曲大戏，美轮美奂，目不胜收，喜不自禁，先后带回来四大徽班，而这四大徽班的主要演员，都落户在八大胡同。首先进京来的三庆班，住进了韩家潭；以后，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号称清同光十三绝的主要名角，大多也都住在八大胡同一带，如四喜班的老板兼须生时小福，住在百顺胡同；春台班的老板兼须生俞菊笙，王瑶卿、姜妙香的老师陈德霖都住在百顺胡同；俞振亭和他办的斌庆社住大百顺胡同；就连后来梅兰芳从李铁拐斜街的老宅搬出，也在百顺胡同里住过。春台班的掌门老生金三胜住在石头胡同。在我国首拍电影《定军山》的谭鑫培也在大外廊营盖上的西式小楼安居，那小楼就在韩家潭的后身，我猜想，大概是韩家潭百顺一带已经住不下，才另毗邻而居，逐渐发展到它们的外围。所以，后来有民谚说：“人不辞路，虎不辞仙，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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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2）
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在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在相公花繁事盛的进程中，乾隆带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大徽班住进了八大胡同，一般都将自己的私寓命名为堂，比如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朱小芬的云和堂、徐小香的闻德堂、谭鑫培的英秀堂、时小福的绮春堂、余紫云的胜春堂、刘赶三的保身堂。众多的“堂”中有的逐渐演变为“堂子”，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辅相成。于是，“逛堂子”和“逛胡同”，成为那时的流行语；“歌郎”和“相公”，也成为一时的同义词；捧戏子、喜歌郎、玩相公，便成为了那时去八大胡同的三级跳。可以说，自此之后，八大胡同才形成了规模，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八大胡同格局与走向，基本还是乾隆时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出入。
　　男妓成风，一直绵延到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里军阀霸占戏子的故事，是其回光返照。所以齐如山先生就一准儿地认为，那时“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院，可以说都是私寓”。私寓，叫白了叫“相公堂子”，当地人的白话说是玩“鸭子”，其实就是同性恋交游的地方。齐先生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京剧名宿田际云在1911年和1912年，先后两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韩家潭的相公堂子，说明韩家潭确实是男妓丛生之地，一直到民国初年还相当猖獗。据说，韩家潭的相公堂子，大门里面挂有一盏角灯，灯内绛蜡高燃，金乌西坠一般，很是特别，只要一看有这种灯，必是相公堂子无疑，那是它的招牌。
　　可以看出，如果说明代即有了八大胡同的影子，还是因有玉堂春这样的妓女存在而打下了基础；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兴盛，首先得益于相公，而不是得益于妓女。妓女真正占领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嫖妓的惩罚，拘留十来天，罚金几块钱，已经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法律的松动，政策的调整，风尚的变化，供需关系的市场自然法则，让八大胡同渐渐成为了妓女的天下。
　　

销金窟、风流地、时代的凹凸镜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八大胡同形成与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了相公堂子的发展，那样的简单和外在，它还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顺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内城的所有汉民官员一律迁到外城去，每间房子折合银子四两；以后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戏园茶肆酒楼饭店和妓院在内城开设；于是，汉人住的会馆、宅院，开的买卖、茶园、戏楼，都集中到了前门一带。商业的发达，名人的聚集，使这些娱乐业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开在了前门外，离着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兴盛了起来，由它所繁衍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才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它的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口岸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进一步刺激着商业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娱乐业。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门火车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门，下了火车，离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遥，来去更为方便。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外侵内患搞得焦头烂额，正事已经管不过来了，当然，就更顾不上康熙爷禁妓的明令严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马章台，寻欢作乐，世纪末的及时行乐主义靡靡之风盛行，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连同治皇帝都热衷于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难怪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大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