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特别用功又特别死板的学生之外，基本没有人认真听这堂哲学课。我只管看我的音乐杂志。旁边的女生在一旁背了会儿英语单词，拿出一台小巧的Walkman，戴上耳机听音乐。过了会她摘下耳机问我要不要一起听。我接过一只塞进耳朵。机器里放的是节奏感十足的欧美摇滚歌曲，与我一直听的古典音乐大不相同。听了片刻后，我把耳塞还给她。
“怎样？”她问。
“很好听。”
女孩关掉机器，脸上又露出那种戏谑的神情。
“你叫徐可雅？”
我点头。
“拗嘴的名字。”她说。
我合上杂志。“你呢？”
女孩说了自己的名字。的确是顺口得多。
“我是英语系的。”
“那为什么来听法语口语课呢？”我问。
“因为这堂课有趣啊。”她说，“再说我也会一点法语。”
“据我所知，英语系的通常在毕业后都会出国留学。”我说。
“是的。我也在争取。”她翻动着手头的托福词典说，“你真的是因为喜欢读小说才学法语的？”
“是啊，怎么了？”
“奇怪的理由，你不这么认为？”
“那你呢，为什么学英语又学法语的？”
“不是说过要出国么。出国哪能只学一门外语。”她说，“你不想出国？”
“我没有想过。”
“国外始终要比国内好。”
“指哪方面？”
“全部。首先人少。”
“这倒是的。”
“人少，所以傻瓜也少。”
“傻瓜也少？”
“比如说，像你这样为看小说而学法语的。”她看着我说，“这么说你不会不开心吧？”
“这个，不会太不开心。”我斟酌着回答。
“不过，我想你这种类型的哪里都很少。”她判断说。
谈话间，一节乏善可陈的哲学课很快过去了。下课后我们一起走到教室门口。
“真的觉得磁带好听？”她问。
“我没听过这些歌，但我觉得是很好听。”我说。
女孩从Walkman里取出磁带，装到盒带里，递给我。
“记住，下周口语课还我。”她说。
我和她没有在下一周的口语课上见面。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我发起了低烧。周末回家以后开始像幼犬一样呕吐，把胃里的积食吐尽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头脑昏昏沉沉，浑身乏力。睡觉却睡不着，折腾了两个晚上。周日挂急诊，医生看了看我的眼白，说应该是黄疸性肝炎，就是甲肝。春天易发甲肝。抽血化验的检查结果果不其然。医生详细叮嘱我不得和健康人有亲热举动，握手拥抱一概全免。注意把个人用品消毒，确保家人健康。
舅舅听说我得了甲肝，宽慰我说没什么关系。
“学校你暂时不能去了。我会去给你请假的。有什么东西要我从学校带给你的？”
我把要紧的书和笔记列在纸条上，另外写了张请假单，和医院的证明一并交给舅舅。我们回到医院交了抵押金。当天我就穿上了医院的消毒服，开始输液治疗。
我住在传染病区。病房里并排放着四张病床，躺着三个病人，其中一位第二天就出院了。房间里只剩我和邻床的一个回族小男孩。小家伙不到十岁。因为已经住了两个礼拜，因此在病区显得非常活络。他有严重鼻炎，说话有浓重的鼻音，动不动就流鼻涕，还擦在袖子上。每天我要吊两瓶药水，上下午各一瓶。回族男孩的黄疸指数已经基本回复正常，他也不在医院过夜，只是早上自己来吊瓶药，下午则在医院里串门，晚上自己回家。一谈起他的病快好了他就不开心。他不喜欢学校，尤其是“汉人的学校”。我问他以前住在哪里，他说是在新疆的一个地方。地名过于古怪，我一听就忘了。
上午男孩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和我比谁的药水吊得快。我们拿零钱出来打赌，并且偷偷把输液速度调快。药水简直是如同瀑布一样流入血管。在游戏被护士禁止前我赢了两次，他赢了三次。我们各自吐了两次。护士把我们两人都骂了一顿。下午男孩到别的病房里串门，我就在吊盐水的时候听音乐。英语系的女孩借给我的那盘磁带我听了很多遍。每当充满节奏感的音乐声响起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她来。如果我忽略表面的尖刻的话，她说话其实十分幽默。那盘磁带是THE EAGLES的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HOTEL CALIFORNIA》。
傍晚没事做的时候，我去医院花园里的小径散步，或是无所事事地坐在路边的矮凳上读些什么。气温仍旧不高。有人经过我身前，我会盯着他的背影猛瞧不止，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有什么可看。大概是太无聊了。几个大学同室打电话慰问我。问我是否需要探望。我说自己这是传染病，心意领了，来探望就不用了。他们深以为然。
晚上男孩回家，病房里只留我一人。刷牙后我就去公共休息室看电视。电视节目不见长进，也不知是电视娱乐人，还是人娱乐电视。我看得意兴阑珊，却不想挪动地方，直到护士来赶我回房。在床上看不了几页书，灯就熄了。脱去毛衣缩入被子，黑暗里气流咝咝作响，冷意就像是啮齿类动物一样往被窝里钻。牙齿如打字机般上下敲击。我没想到医院的夜里会这么冷。话又说回来，谁会愿意住在一个完全冰冷的地方呢？
“傻瓜除外。”我仿佛听见外语系的女孩说。
我闭上双眼，回想着《加州旅馆》的歌词和旋律，想像着阳光下加州旅馆的模样，慢慢进入冰冷的睡眠中。
住院以后，阿静每个星期都到医院来看我。两个人坐在花园的长凳上讨论我的肝炎和他的音乐。我竭力在交谈中给自己的这次生病住院的经历涂抹上一种喜剧色彩，用威廉·萨默塞特·毛姆的话来说，我提起自己的肝炎的就像是百万富翁炫耀他们的棕榈海滩一样。起初一两次我还能夸夸其谈，但一两个礼拜过后，就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
“你在这里相当难熬吧？”他问。
“我不喜欢住院。”我说出了实话，“医院里消毒药水的味道太难闻了。”
“谁都不喜欢住院的。”
“你也住过院？”
“很小的时候事了，医院把我的急性肺炎误诊为肺部病变，把祖父吓坏了。”他停顿了一会，摇了摇头，“我不喜欢医院。医院里什么音乐也没有。”
“这里也没什么音乐。”我说。
隔了会，我问他在酒吧的工作是否顺利。
“挺顺利的，每天晚上都去。”他说，“可惜这里没有钢琴，要不然可以给你弹上一段新学的音乐。”
“肖邦？”
“巴赫的平均律。”阿静说，“我最近在主攻巴赫。”
“可惜我一时半会听不到。”我遗憾地说。
“是啊，我没法背台钢琴到这里来。”他想了想，说，“不过，也许会有办法的。”
这次交谈后的周末傍晚，我吊完药水，正在病房里背法语不规则动词表时，护士进来说有人找我。走出传染病房的隔离区，我看到来的人不是阿静而是提琴少女，这让我觉得很意外。她提着装小提琴的琴盒，没有身穿演奏时的白裙，而是穿了条牛仔裤。
少女没有开口和我说话，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她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走到医院的花园里，找了条长凳坐了下来。一想到自己还穿着滑稽的住院服，我的心情就多少有些郁闷。花园里有两个穿住院服在互相搀扶着慢慢走动，他们可能是刚刚才能离开病床的病人。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在另一条长凳上促膝谈心，大概正在商讨某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年轻的医生偶尔会把好奇的目光投向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仰头看天上的晚霞。连续看了几次晚霞后，我捱不过沉默的气氛，开口问提琴少女怎么会到医院来的。
“我跟他约好在医院见面的。”她说。
她的声音非常非常的轻，就像是耳语一样，一阵风就可以使其飘散，如果不注意听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从侧方看着她咽喉处的十字伤痕。提琴少女转过面孔回看我。我只能错开视线，向花园里练习走路的病人看去。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清纯美丽的女孩，却被剥夺了正常说话的权利。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这一点反过来又深深打动着我。
我不知道阿静为什么要约提琴少女在这里见面。他并没有跟我提过少女的事。但是左等右等，始终都看不见阿静的身影。天上的晚霞渐渐变成了暮色里的阴影。
“你们为什么约在医院里见面？”我问她。
她耸了耸像冬日里的小鸟一样瘦削的肩膀，脑袋后面用白手绢扎起的马尾辫也像小鸟似的点了两下。
我们继续在长凳上坐了一会。但阿静还是没有露面。提琴少女轻轻叹了口气，打开琴盒，取出里面的小提琴，左手拿着小提琴，右手拿着琴弓，自然而然地摆出了演奏的架势。她纯净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是在询问我是否想聆听她的提琴演奏。我迟疑着点了点头。
提琴少女于是拉奏起了小提琴。小提琴的声音不像钢琴那样宽广雄厚，但却更为清亮而富有穿透力。少女拉奏出的琴声平静而轻灵，犹如蝴蝶穿梭在花园里。花园里的人们不自禁都转过头来看着她，倾听她的演奏。我也默默注视着提琴少女。她按在琴弦上的手指细长纤小，却又伸展自如。小提琴曲仿佛是圣女的祈祷一样动人。
她拉奏的这首曲子是巴赫的G弦咏叹调。提琴少女喜欢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演奏了几支曲子后，她看了看我，把小提琴收进了琴匣里。天色暗淡了下来。
“今天他大概不会来了。”我说。
少女稍稍点了一下头，然后无声地向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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