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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内心来说，我宁愿阿静能够与我联系。倘若他能与我联系，至少说明他没有发生意外。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他还活着，他迟早会跟我取得联系。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他始终杳无音信。我越是相信阿静会与我联系就越是感到绝望。我的坚信使我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越来越确凿的可能。
音乐学院的人在我之前去了阿静兼职过的酒吧。等我去酒吧找到提琴少女，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也想问阿静有没有和她联系过，但始终开不了这个口，她本来就不太喜欢说话，那天晚上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那天晚上她身穿一条素白的连衣裙，在酒吧里不太明亮的光线下看来，全身上下所有的一切都安静得近似透明。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眼睛里也没有太多内容。我不知道她与阿静的感情究竟是怎样的，自己是不是应该说些安慰她的话。也许她并不需要我的安慰。有几次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看，仿佛我的存在让她无法理解。后来她撇下我，登台拉奏起小提琴。她拉奏的是巴赫的小提琴曲，琴声里却带出了凄楚孤单的韵味。听了四首短曲后，我觉得自己无法再坐在原处倾听下去，于是起身离开了酒吧。
之后的两个月我没有再去过那个酒吧。两个月时间里也没有阿静的任何消息。我感到自己日常生活里忽然空出了很大一块空间。这块空间里什么也没有，甚至包括音乐。我每天都和英语系的女孩待在一起，听着她的摇滚乐磁带。可是对我来说，听到耳朵里的摇滚乐并不是我真正想要聆听的音乐。
六月底期末考试之前，提琴少女来国际贸易学院找过我一次。室友传话说有个女孩在宿舍楼下找我。下楼一看，是她在等我。她虽然知道我在这里读书，以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
提琴少女是来请我跟她一起去音乐学院取回阿静留在那里的东西的。阿静的个人物品已经被整理过，装在一个纸箱里。我们找到音乐学院的有关负责人，得到批准领回了箱子。宿舍里的被卧用具我们没有去拿。打开箱子，里面有几件衣服，一些琴谱，十几盘古典乐磁带，还有另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纸箱里的这些东西很难让我联想起真实的人来。真实的人一旦消失了，就显得不再那么真实了。
提琴少女似乎想带走这个纸箱，原因我觉得不难理解。她问我是否需要这些东西。我摇了摇头，告诉她说复兴路的房子里还有阿静的一些个人物品。她凝视了我一会，慢慢摇了一下头。我帮她把箱子拿到汾阳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把纸箱放进后座。她微微一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大概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她的微笑就像小提琴的琴声一样有一股不着痕迹的婉伤，虽然很动人，但我宁愿没有看见这样的笑容。
等我考完试再去衡山路的那家酒吧的时候，提琴少女已经不在那里演奏了。她的情况我并不熟悉。以前都是阿静送她回家的，我不知道她所在宿舍的具体地址。酒吧里也没有人知道。她仅仅留下了一个无法打通的联系电话。
随着阿静的消失，提琴少女也消失了。他们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与他们一起消失的，是钢琴曲和小提琴曲，是一直以来都陪伴着我的音乐。
英语系的女孩在七月初飞往多伦多看望她的父亲去了。暑假开始后，上海好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整天无事可做，也不觉得有任何事值得自己去做。我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复兴路的洋房里，坐在阁楼的琴房里茫然注视着眼前的黑色斯坦威。音乐会已经不存在了，三角琴因此落寞不堪。钢琴孤单到伫立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弹奏它的人已经不知去向。弹奏它的人去了哪里，我不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得太多了。想得越多，越是难以避免得出自己不愿得出的结论。我一个劲地回想曾回荡在这幢房子里的琴曲，回想那梦幻一般优美的旋律。那些琴曲和旋律都是从三角琴里流淌出来的。可是现在我只能默默地坐在黑暗的墙角，看着光线在空间里的无穷变幻。渐渐地，我觉得自己与这台斯坦威钢琴没有了区别。我们都同样沉默，也同样孤单。它在默然考虑什么，我也在默然思索什么。在沉默中，我化身成了钢琴，钢琴化身成了我。在沉默中，钢琴依然是钢琴，我依然是我。
七月底，舅舅因为处理生意去了海南三亚，我也跟他一起去了，并在海边的度假村里一直住到了暑假的结束。海南气候宜人，终年平均摄氏二十五度左右，阳光，沙滩，海水，水果，海鲜，特色食品。这一切足以让人忘掉城市的枯燥生活。可我没有享受这些的心情。我只想在遮阳伞的庇护下躺在沙滩上休息，一个人，单独地，独自地，静悄悄地。我非常的疲倦，疲倦得不想听音乐，不想看书，不想和人说话，连厕所也是迫不得已才去一次。当地的小伙子个头不高，肤色黝黑发亮，女孩们的笑容里带着热带的阳光味。来此度假的人们也是轻松愉快，仿佛生活中没有任何烦恼的事情。我目不转睛地看人，看沙滩，看海浪，却什么都没有看见。所有一切都在周围，可我一点也意识不到。我只是躺在那里爬不起来。
晚上的沙滩空无一人，海上细碎的波浪激着琐碎的海声。棕榈树下偶尔见到一对情侣牵手散步。我坐到高处的礁石上，等到觉着了冷意便漫步在沙滩上，一直到困意来临后才回房睡觉。但整夜都睡不踏实，第二天继续昏头昏脑地躺在沙滩上，越是头昏眼花，我越是不明白海滩上的人们为什么都显得那样快乐，那样无忧无虑。人们结伴而行，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出孤独来。我十分留意海滩上每一个孤单的身影，那些孤单的身影很少在阳光下出现，大多在傍晚或半夜里来到海边。他们的神情郁郁寡合，身形单薄，犹如四处游荡的幽灵。
某一天，有两个投掷漂流瓶的女孩从远处以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这让我想到，或许自己的形象也同那些孤单的游魂相差不远。两个女孩手拉手走过我面前。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绿色的酒瓶。酒瓶用木塞封口，里面装着一张卷起来来纸条。她们站在浅水湾里，将酒瓶扔到了很远的海面。瓶子落水时溅起了一点点水花，很快就消失在了层层的海浪里。瓶子里装的也许是一封信或者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或许我也应该把一封信或者是一个愿望装进漂流瓶，再把瓶子扔进大海。但是那样毫无意义。应该漂流的是我，而不是瓶子。
新的学年开始了，我如同梦游一样地坐在教室里，躺在寝室的床上，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辨认出一张张原本认识的面孔。
英语系的女孩说我是听多了古典音乐变痴呆了。从加拿大回来后，她跟我讲了许多那里的事情。我一边含着她从国外带回来的枫糖一边断断续续地听着她所讲述的一切。她极其详细地对我描述了她这个假期所见到的一切。从躺在温哥华海滩上度假的人们的打扮，国会山上飘扬的红色枫叶国旗，到周末夜晚港口附近的焰火表演。她形容加拿大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在森林的湖泊里划船垂钓的度假者，以及在黑夜里悄悄地游向岸边的麋鹿群。这些极其美丽的，充满异国风味的情景由她讲来无不栩栩如生。但这些栩栩如生的内容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头脑里。我只是听见了它们，却不能理解它们，就好像不能理解记忆里的琴曲那样。
加拿大可能的确是个既美丽，又干净，而且人口又十分稀少的国家。可这些又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便那里再美丽也吸引不了我。我哪里也不想去，倒不是留恋上海这座城市，其实我根本谈不上喜欢这里。我只是恰巧出生在这座城市，没有人规定我因此就必须留恋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我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许很久以前它就不存在了。记得有个法国作家说，如果一个人觉得幸福，那他在任何地方都会幸福；如果一个人觉得痛苦，那他在任何地方都会痛苦。我不知道自己是幸福或是痛苦，体会最多的感觉只是淡漠。所以待在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加拿大或是上海都是一回事。
“听过卡罗尔·金的歌吗？”她问我。
“哪一首？”我问。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她说，“《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没有听过。”
“在加拿大的两个月里我常常听这首歌。我的心思就像歌词一样。”她轻轻哼着歌词，“The weather here is as nice as it would be ； Although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much to me 。 For all the fun I’ll have while you’re so far away 。 It might as well rain until September。 （这儿的天气依然很好，可这于我毫无意义。你离开这么远，我得不到一点乐趣。因此还不如一直下雨到九月）。”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九月，而且天上也没有下雨，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她轻轻地哼唱声让我难以自制。我十分渴望得到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想要得到她的身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了她以后会怎么样我根本没有考虑过，我现在只能考虑自己。
“你怎么了？”她惊讶地问。
“我想要你。”我说。
她默默凝视了我很长时间。很久以后，她还是拒绝了我。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人谁更为此而伤心。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却勉力不让泪水流出眼眶。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她为什么而难过，只是漠然地看着她的眼睛。她想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的却只是这个。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她喜欢我，想和我在一起。我不想和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