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公司的公山基地挖地种菜喂猪；母亲扎鞋底。
星期天放假，全家出动，背砖、背瓦、背煤、拾柴，为活命什么都干，也真算自强不息，垂死挣扎！
62年四哥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全家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因人多负担重，仍然贫困。
文革结束，邓小平上台后，我家生活才真正开始好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呵！
53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和二姐、大姐正做作业，妈在厨房里准备晚饭。
突然，前院住的刘家婶，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
“快！魏伯母，你先生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跑出来问：
“在哪里？”手还是湿漉漉的，不断往缠在身上的围腰布上擦。
刘家婶说：
“刚下车，在门口！”。
“是爸爸回来了！”我高兴地喊一声，便一个箭步地跑了出去。
跑到大门口，看石凳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整理放在石凳上的行里，就向那人喊了一声：“爸爸” 。
爸爸抬头看见是我，微微一笑，轻轻说道：
“宏儿来了！”
我牵着父亲的手说：
“走，回去”
父亲说：
“不忙，等你妈出来”。
这时妈和大姐、二姐，还有大弟都跑出来了。
父亲有点着急地小声向妈说：
“快帮我把黄包车钱付了，二角钱”。
这时我才发现街边停了一辆黄包车，车夫很不耐烦地坐在车上等，母亲马上从身上掏出钱，数了数，递了过去，车夫接过钱，不知口中咕哝了一句什么话，拉着车走了。
母亲回来向大姐喊道：
“朝琼，你帮爸拿行里，回去了”
妈走在前面，大姐提着行里紧跟着，父亲抱着大弟，我和二姐一边一个拉着父亲的衣裤，簇拥着往院子里走。
前后院的邻居们都站在门边或窗口上看。
“魏先生回来了！”大家热情地打着招呼。
“回来了！”母亲微笑礼貌地回应，时儿还停下来跟别人说两句。
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加快步子，低声地摧我们：
“快走！”
像逃似的，爸和我们到了家，把母亲留在院里。
大姐把行里放到床上说：
“爸，你坐，我给你盛碗水喝”。
我看了看行里，是一床用草绳缠着，上面补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被，没一点吃的东西，心便晾晾的，再看父亲，他瘦多了，高大的身子穿了一件齐腰的短棉衣，肩头上有一块小洞，露出白棉花，没有穿内衣，也用一条草绳把棉衣紧紧地缠在腰上，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子，只打齐小腿，露出光光的下半节脚杆，裤子本色可能是蓝色，但已经洗成灰白色了，膝盖下还有两块用黑布补的疤，赤着足，穿了一双草鞋。
父亲脸膛泛黑，看起来还健康。
母亲回来后，向父亲看了看，没说话，从衣箱里拿出了一双自做的新鞋说：
“拿去换了吧。”并向我们喊道：
“快去给你爸打盆洗脚水来”。
我家没有热水和开水，喝的和洗脸洗脚的水，都是我和二姐从扬柳河里抬回来的河水。
晚上，母亲破例地煮了一大锅新鲜饭，用菜油炒了一盘泡菜，让我们吃了两碗。
睡觉时，母亲调整了铺位，要我和大弟睡小床，二姐和大姐睡三哥、四哥放假回来睡的床。
原来我、大弟和母亲都睡在一张大床上，现让给了父亲。
睡下后，我睡不着，可能晚饭吃多了。
平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吃新鲜饭，每人两碗，人大的盛多点，人小的盛少点，泡菜下饭；中午喝点清水，晚上吃早上留下的饭锅巴，用水煮了，半浠状，称为锅巴饭，一人一小碗，无菜，但吃起很香。
今天晚吃了两碗饭，翻来覆去，脑子里始终浮现出，在祖山时，和父亲乘船去看朋友的场面，父亲昂头挺胸，胖胖的……。
现在，怎么啦？我搞不懂，总睡不觉，直到鸡叫。
父亲刑满释放回家后，仍在地方居委会监管下从事体力和手工劳动，推鸡公车帮别人运货，花竹条，编竹筐。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坏分子”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众人又喊：
“拿去做什么了”
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
“当柴火烧了”
众人大骂：
“大声点，不许装疯卖傻！”
以后全是漫骂，和“是！”“是！”的回应声……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苦涩，没让泪水流出，拉着二姐说：
“走吧！”
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
初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对我和二姐说：
“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快去看看，是不是推不动了！帮他拉拉。”
以往，只要不读书，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父亲在后面推，我俩赤着脚，用绳子，一头套住车头，一头跨在肩上，使劲地往前拉，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推得也快。
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把我们称为：
“两个小飞鹅”。
“好！”我俩高兴地应了母亲一声，拿着拉绳就向外跑，过了胥家路口，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又向前走五、六里，天己慢慢黑下来并开始飘起小雨，只见路上一人，坐在鸡公车上歇气，“是爸爸”我们高兴地大叫：
“爸，我们来了！”便向前跑去。
父亲见了我们，一下子站起来，很高兴地说：
“推不动了，歇了一下，现在我们走！”
我和二姐马上套上绳子，开始使劲地向前拉，路很滑，我们用草绳缠在足上，拉得很快，但没有走到一里路，就感到拉起来很吃力，拉不动了。
“爸，你是不是推不动了？”我回过头小心地问，只见父亲虚汗淋漓，又问：
“你是不是饿了？”
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太饿了，推不动！”
说完放下车，一屁股坐在车杠上说：
“再歇一会儿。”
天黑暗下来，路上和周围田地里，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和二姐擦着脸上的汗，也感到饿了，怎么办？这前不临村后不临店的地方，有谁会来帮助我们呵？我开始感到无助的恐惧和无奈！
突然，看见父亲眼睛一亮，看左右无人，便跳到路边田里，从玉米地，搬下三包刚卦红丝的玉米包，抱了回来，递给我们说：
“将就吃”，
我立刻想到那天晚上，在居委会，管制分子被批斗的情况，不安地问爸：
“你不怕他们斗争你？”
父亲看看我和二姐，笑了笑安慰地说：
“放心，他们不会知道的”。
由于有了一包生玉米的充饥，晚上十点过，我们终于把鸡公车艰难地拖回了家。
57年大哥被划成右派，送到漩口劳教，无工资寄回，58年四哥又考取黔卅大学物理系，我们家陷入每天都揭不开锅的境地。
经居委会同意，父亲决定到距县城有60多里泰河乡去花竹条，编竹筐竹箕卖。
泰河乡地处邛崃山系，山清水秀，气候湿润，盛产斑竹。
因是斑竹产地，收购竹子价格非常便宜，加之山上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野生竹子，不用钱卖，只要不怕吃苦，带上干粮到山砍一天竹子，会有几大捆，然后扛下山，放在家里，不出门，编上半个月，原料都用不完。
泰河乡场上，供销社设有竹筐竹箕收购点，离父亲暂住的董婆婆家，有三、四里路，将竹筐竹箕缚好，担下去卖了再回来，一天可以跑四、五次。
假期或星期天，我跟父亲上山去砍过竹子，也去卖过竹筐竹箕。
父亲住地周围的野生竹，长得较大、能用的，已经被砍完了，需要爬几座，走十多里山路，才会看见竹林，砍到有用的斑竹。
那是好大一片竹林呵！翠绿了几座大山，一阵风吹过，万株翠竹随风起伏，远望去如海浪翻腾，波涛万倾，非常壮观。
90年代，在深圳听说广西竹海美如仙景，和朋友千里迢迢跑去看，感到也没过于此景。
去砍竹子，必须头天晚上把斧子磨得很锋利，第二天，天刚亮出发，爬到竹林处，就快到中午了，砍完竹子，捆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