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死租活租均一样，死租形式占85％以上）。如遂川县的地租形式绝大多数是死租，头等田（收一季）产量3石，还租2石，其租额占总产量％。如万安县出租地也是死租为多，一般中等田产量石，还租1石，其租额占总产量40％。又如赣县江后乡调查，死租形式占90％以上，头等田产量3石，还租2石，其租额占％，中等田产量石，还租石，其租额占6％；下等田产量2石，还租1石，其租额占50％。
根据江西租务关系及上述租额情况，全省总的租佃关系，如将地主土地、公佃与富农出租的土地加在一起，占4000万亩总土地面积的40％左右（总面积包括旱地及一部分荒地在内），即全省约有1600万亩土地出租。如1亩田平均以石产量计算，并按对半分租，这样农民每年要交租2000万石，等于20亿斤。从这个总的数字来看，这是地主阶级与旧式富农对农民的一项重大剥削，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持全部生活的主要来源。如上述租额全部按二五减租，农民一年可减回租谷5亿斤，这也是农民一个很大的利益。
江西农村的农业雇佣劳动一般有：长工、短工（零工）、月工三种雇工形式。由于农村的劳动力大量减少，雇工工资相对提高，一般农村雇长工的较少，而雇短工、月工的较多，而且有许多地主富农不愿雇长工，而愿将土地出租。例如：一个长工每年所耕种的土地，按头等劳力最多能耕（两季水田）14亩，中等劳力耕12亩，下等劳力耕10亩，每年除农业正产物收入外，还可能增加副业生产收入占正产物的20％－25％。如1亩水田平均以3石产量计算，头等劳力每年收入约50－5石，中等劳力约收－45石，下等劳力约收36－石。
对长工的工资规定主要根据其劳力强弱而有所不同，如头等劳力每年工资最高要25石粮，中等劳力一般18－20石，下等劳力约15石，最低12石，而一个长工全年所必需的消耗：吃谷7石，另吃油12斤，吃盐10斤，共折谷2石，加上手巾理发过节吃酒吃烟杂费共折谷石，每个长工所耕种的土地约需用半头牛，牛租价约石，这样一个长工除工资外，全年需消耗共12石谷。如头等劳力全年生产谷物按5石计算，减去工资25石，再减去消耗12石，还剩余石；中等劳力按45石计，减去工资20石，再减去消耗12石，还剩余13石；下等劳动按石计，减去工资15石，再减去消耗12石，还剩余石。这些剩余部分就是雇主的剥削部分。但如果雇主不雇长工，而将头等劳力所耕种的14亩土地全部出租，以对半分租，可收租谷21石；将中等劳力的12亩田出租，能收租18石，将下等劳力的11亩田出租，能收租15石。这样就说明了雇主出租土地的剥削额，比雇长工的剥削额要大得多，这也说明了江西地主出租土地多，雇长工少的基本原因。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3）
江西农村借贷形式很复杂，债务的种类与剥削形式也很多。总括起来大略有钱利、谷利、典当利、油利、牛利、布利、花生利、猪利、豆子利、棉花利、盐利、典租利、新谷利、毛边纸利、地瓜粉利、赌利、折冬谷利、拉壮丁谷利、租人利（即租老婆）、鱼利、糖利、辣椒利、棉纱利等23种。其中普通流行者，有以下几种：
（1）钱利：农村借钱多以金银、硬币为主。在苏维埃以前，因货币稳定钱利比较普遍，其利率通常为2分－分，如年利3分、5分就叫高利贷（1元本一年利息3角至5角）。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般月利2分、3分，以至月利5分、10分，到期不还，将利作本，利上加利，但借贷人多数要有一定的抵押品（如以田或者其他财产），才能借到债，因此农民普遍反映高利贷剥削比地租剥削要重，而迫切要求废除，但又担心废债后，怕借不到钱，这是一个矛盾。
（2）谷利：每年最低2分－分，有的5分，最高有10分利以上（即一年超过100％），如万安县月利10分利的占20％，月利5分的占50％，月利2分至3分的占30％。但因谷价在冬春季比秋天贵一倍，甚至一倍半至二倍，虽然利息一再提高，但债主仍不愿将谷出借，而愿在谷价高的时候将谷子出卖，现钱到手，以便再转，故一般借谷要有情面，甚至要有很大的人情才能借得到。据永新调查，借钱或谷多以田作抵押，如3年本利不清而实行理田耕种。有的借1块银元还1桶租谷（1桶即24斤值价5角，即年利5分），还有个别地方借钱利息还盐，如永新有的借1万元伪法币，每月还盐利5斤，这种形式至1945年以后因受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影响，债主怕吃亏，将借贷的货币都改为以当时的实物计本，到还本还息时均以实物计算。
（3）典当利：一般在土地革命前后无大变化，通常典当价低于买卖价的30％（买价20元典价13元至14元），甚至50％。根据永新情况最高典1亩田10元，3年本利还19元，到期本利不还，由债主理田管业，有的典1亩田每年要出6石谷利。
（4）油利：在苏维埃时期以前，每年借1斤，油利4两，计年利25％，国民党统治时期借100斤油最低每年油利25－30斤为最多，有的年利50％甚至100％以上。以永新调查显示：借10斤油（5月借10月还）5个月利息5斤至8斤，有的春荒时借银洋1元，5个月本利还10斤油，折银洋2元等于5个月利息1倍，有的借1元银洋一年本利还12斤油，合银洋2元4角，等于年利140％，这种剥削形式也很厉害。
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除钱粮负担外，每年还忍受着各种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若仅以钱粮负担来看，似乎并不很重，但从农民全年总的负担额计算，不但超过了解放后的公粮负担三四倍，而且是非常惊人与残酷的。
据永新县李明秀口述，他是中农成份，全家6口人，全年收入6200斤，每年负担壮丁费8石，电话费2桶（1桶18斤），桥梁派工费石，运粮费2石，招待费2石，草鞋香烟费1石，乡公所办公费2石，屠税12石（每年杀猪所缴的税），柴草费1桶半，食米1桶半，田亩捐1石，乡公所过节费，乡长到县开会及县长到乡开会的路费和其他用费4石，子弹费1桶，全年总负担3708斤（钱粮负担尚未计入），每人平均618斤，占全家正产物总收入的％强。但解放后，只出公粮1320斤（其中熬糖出公粮4石），每人平均220斤，占全家总收入的％强。因此，他说，按人民政府对中农征粮的政策18％来说多出了一点，但比国民党时轻的多。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4）
又如东乡县周仁堂，中农成份，全家10口人，全年收入5150斤（钱粮负担包括在内），解放前共负担2720斤，每人平均272斤，占全年总收入％强。解放后，秋征负担919斤，每人平均92斤弱，占全年总收入％。
又如星子县一户贫农6口人，全年负担壮丁费8石，保甲费1石5，公粮2石5，屠税1石8，县地方粮1石5，“战乱”税1石，采购费1石，修路费2斗，招待费5升，开办费1斗，乡公所地方粮3斗，月捐2斗，草鞋费8斗，人头捐1斗，门牌税与服装税2斗，户口税1石2，办公费1斗，共计全年负担2035斤，每人平均339斤强。
又如崇仁县一户富农5口人，全年负担2538斤，每人平均507斤，一户中农4口人，全年负担1790斤，每人平均447斤，一户贫农5口人全年负担2751斤，每人平均550斤。
如将上述6户36人总计计算，共负担粮15602斤，每人平均负担433斤。全省农村人口约1200万，如按每人平均负担433斤计算，则总的负担额为亿斤。江西全省以4000万亩土地计算（包括旱地及一部分荒地在内），每年1亩平均产量250斤，全年正产物总产量共为100亿斤。这样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占总产量的％强。由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代乡村农民的负担是何等的重！但是农村的恶霸地主与乡长以上的基层官吏，利用政治上的权势，他们一般不但不出负担，而且还从中大量贪污，以饱私囊，有些富农负担也比较轻，这样就使农民的负担特别加重，这说明国民党的负担制度是极端不合理的，是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
5、湖南农村的三大特点
抗战后直到解放前的12年间，湖南的农村像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一样，有过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却更加分散；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起来一批新兴的当权地主；加以天灾人祸，国民党当权者的无限劫掠，农村经济破产达到空前的程度。
在抗战前，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趋向之一，是地权日渐集中，但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法币的贬值，大批商业、官僚和金融资本都趋向于土地投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兼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湖南的情形虽不如四川凶猛，但当时即使处于湘北前线的各县，也都有过土地争购的浪潮。1940年以后，滨洞庭湖各县强行拦筑的堤垸（即围湖造田）即达48个。解放战争中的几年，国民党政府掠夺更紧，又连年灾荒，曾引起地价下跌，土地兼并一度迟缓。但农民被灾荒逼迫，抛售仅有的小量土地，因而也更造成地主垄断地权的机会，如湘南、湘中各地灾区，以“石谷石田”（即1石稻谷买1石田）强迫收买农民土地者，仍比比皆是。解放前夜，人心待变，土地买卖多趋停顿。
抗战前，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数军阀官僚分子。抗战开始后的12年来，换了一批新人物，他们是国民党的大小党棍、官僚、军阀和商业投机家，他们依靠政治权力巧取强夺，又能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以进行土地兼并。在乡村中，新兴地主当权派，多是几位一体的人物，即乡保长、党团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爷，又兼投机商人，有的更兼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