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绝等原因，副业及手工业都很难维持，因此贫雇农一般无法保持最低的生活，有的逃亡觅食，有的往城市求生，有的只能在饥饿疾病中走向死亡。
封建剥削异常残酷
湖南农村的第三个特点，是封建剥削异常残酷。开国大土改前，有些人说，湖南地主的剥削不如北方重，这是根本不对的。
南方各省的租佃制度，历来比北方发达。据抗战前调查，佃农与半佃农合占全体农民的比例，北方10省为40％，南方12省占70％；湖南为77％。湖南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租佃关系上，地主掌握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出租的。这种租佃形式的剥削，表面似乎比华北某些劳役形式文明些，而实际上更厉害、更残酷。最突出的便是野蛮的押租制度，这在北方一般少见。湖南除了湘南及湘西少数地区外，押租制度普遍存在。
押租是佃户对地主除地租外的一种额外负担。表面上，押租是佃农在租佃土地之前交给地主地租的保证金，本质上，却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没有这笔保证金，佃户就没有资格列入地主的农奴队伍。地主利用押金，更便于垄断土地、积累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来束缚农民。许多农民都是在交押金的时候背了债，长期甚至永远还不清。押金的数量，最普通的与一年租额相等，叫做“平批平租”（批即押金），但也还有所谓“重批轻租”、“轻批重租”等，这不过是地主因时制宜便于剥削的花样而已。农民如不能一次将押金交清，地主就要年年加息，在租谷内扣交，有的地主更将押金再以高利贷放给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按照字面上的规定，退佃时应全部退还，但地主总是想尽一切奸诈手段，七折八扣，直至化为乌有。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8）
地租以额租最普遍，分租不流行，额租一般是按租约上书写的出租田的产量，主佃对半分。由于押金轻重及其他原因，又有主佃四六、*、三七、七三等不同形式。不缴押租田地，收获多东七佃三，也有东八佃二甚至东九佃一的。然而通常租约，额定产量多高于实际产量，因此名义上是对半，实际上地主收的成数要高过定额。如果以押金利息计处地租，则实际地租就比额定租率更要高得多。押租愈重，实际地租愈高。
至于其他的额外剥削；简直没有办法写得清楚。1950年2月4日益阳专区的《湘中日报》，刊载一篇统计材料，地主的剥削花样有120种。有些名目，由于已经过去了50多年，现在人很难弄得明白了。以下举出大家容易懂的几种：例如虚报田数，长沙叫“写冒庄”，宁乡叫“纸上开田”，就是租约上的田数比实际要多，所以有的租额名义轻，而实际上很重。例如欠租转为高利贷生息，以牲畜杂物作抵押。例如“粪厚加租”，佃户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户用地主塘里的水，每石田要交多少谷租。例如指仓交租，租谷要送到地主指定的地点去，耗费劳力很大。例如交租“车谷”时，风车重绞，加大风力，每石要多车四五升。例如送礼（副产物剥削），送租鸡、租鱼、租肉、稻草、豆子，山里有什么就要送什么。例如请酒，请“春酒”、“新米酒”、“看禾酒”、“写批酒”。例如大斗收进，小斗借出。例如无偿劳役：抬轿、舂米、挑水、晒谷、打鱼、修房、红白喜事，每年少则十几个工，多则三四十个工……这些额外剥削，农民讲一天一夜也讲不完。
高利贷在湖南是很普遍很复杂的，从1937年到1949年特别残酷，这里不多赘述。
在这样严重的残酷剥削下面，农民往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正产收获都被压榨去了，不但难以进行再生产，连生命都无法延续。这就是农村破产，一切春荒、夏荒的基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农民一年辛苦到头，还要长年吃糠、吃草的根本原因。
另外，湖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与思想上统治手段的毒辣，在全国也是很突出的。他们既有北方地主野蛮的特性，又有南方地主狡猾的特性。他们利用衙门保甲（政权），团防土匪（兵权），祠堂宗法（族权），公私学堂（学权），庙宇会门（神权），1937年到1949年，更是借国民党的党、团、参（议会）、特（务），将农民束缚得紧紧的。
农村的乡保长，不是地主亲自出马，必由他们幕后操纵。像师长赋闲时办团防，六七十岁的猪仔国会议员争做保长，这在别处都是很少见的。为了掌握学田公产，搜刮农民油水，湖南地主最善于采用办学校、办善堂、修桥铺路、积谷“防饥”，这一套名利双收的办法。
湖南农村的祠堂、庙宇和学校特别多，这都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好工具。伽蓝、观音帮地主办了不少事情。祖宗族法恰好迷糊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读书先生”在农村分外受人尊敬。湖南地主会打官司，善于告状，也是特点。至于圈子会门，扶乩立坛，更不知欺骗笼络了多少农民。
湖南地主阶级的野蛮统治，在滨湖和湘西表现得最为突出。滨湖是“强管洲，霸管水”的世界，谁有权有势，谁就可以占地挽垸。争夺洲土时，佃户被双方“洲土大王”驱使互相残杀，最野蛮者有将对方佃户抢来杀掉，用大锅煮人肉吃的。湘西土匪恶霸地主，自筑寨堡，自设关卡，自立公堂，烧杀劫掠是家常便饭。湘西流行的说法是：“有枪就有势，有势就有官，有官就有钱，有钱就有田。”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9）
所以有人形容湖南地主阶级，说他们“能文能武”、“能屈能伸”、“半新半旧”、“亦官亦商”、“舞文弄墨”、“好事生非”，“上承曾（国藩）左（宗棠）衣钵，下受蒋匪薰陶”确实是一点不错的。
6、西南土地问题的若干情况
这里说的西南是指开国大土改前的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和重庆市，不包含西藏。所阐述有关土地问题的若干情况，是散见于当年报刊和有关调查材料的综述。能够充分说明西南农民遭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压榨，农村破产和生产衰落的原因，也说明加速分配土地对于西南的重要意义。
土地占有情况
根据重庆市郊原十五区三保、十六区九保、十七区十保、十八区十八保和北碚县龙凤乡八保共5个保的调查统计：五个保共有田地16496石2斗8升5合。地主占有12731石4斗3升；富农占有1256石4斗；中农占地1416石4斗4升；贫农1089石6斗9升；其他雇农、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占地2石3斗2升5合。其中十八区十八保地主占地更达％，中农、贫农占地不满3％。五个保共1196户，6159人，其中地主共104户，495人；富农55户，426人；中农、贫农、雇农和小商人等1037户，5238人。平均地主每户占田地122石4斗余。这就是说：占总人口数8％的地主，占有土地75％至96％，而占总人口数85％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少量的土地。
川西是西南地区土地更集中的地方，一般的情况是地主户数占总户数的4％左右，而占有土地总亩数的65－75％；中、贫、雇农占总户数80－90％，却只占有土地总亩数的20－30％。如成都县城区镇七保地主户数不到10％，占有土地77％，而占85％以上的中、贫、雇农，却只占有14％的土地。
西康汉人地区的情况和四川相类似。芦山县五个保占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以上的田地；占人口90％左右的中农和贫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则只占有田地20％左右，中农贫农占有的水田仅占水田总数的％，其余水田全为地主富农所有，地主所占有的又绝大部分是上等好田和肥沃土地，中农、贫农的田地都是土质坏的山岗、坡地或不便耕种、缺乏水利的田。
实物租
西南各地租佃形式极为复杂，剥削的方式也种类甚多，兹择其主要分述如下：
实物租：分定租、活租两种：
甲：定租
四川、西康农民称它“钱板租”、“死租”、“呆租”，贵州农民叫它“认花”。四川和西康雅安专区定租较普遍。贵州除安顺县城周围及兴义县城关东平村等地外，用这种形式较的少。租约上写明“天旱水涝，不少升合”，就是不管年成好坏，天灾人祸，必须按约交够租额，不能短少。这种形式出租的田，土质及自然条件一般较好，如地势好，水源近，天干水旱影响不大，租额较高，一般占土地正产量60－80％，如遇歉收，租率可达100％。
乙：活租
又称“普通租”、“花租”，贵州称为“分花”，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租佃形式。一般按田面计算。分租有三七分，地主七佃户三；二八分，地主八佃户二，这样的田较好或带土多；四六分，地主六佃户四，这样的田比较差；也有平半分的，田质最坏。在一般情形下，田面都按十足年成计算，地主为提高租额，往往浮报田面，故田面一般均高于常年产量，因此，实际租额也高于规定租额。如宜宾县双河乡四保佃户汤延宾，佃地主何某田面40石，租额20石，最好的年成只能收32石，实际产量只等于田面的8成，实际租额则增加到63％。这种租佃形式，如遇灾荒年成，经过佃户向地主请求，有时可以减租若干，这是有别于“钱板租”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20）
力租
农民叫力租为“干租”。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地主以面积大约相等的两股田交由佃户耕种，生产资料及生活费用均由佃户负担，其中一股收稻全归地主，作为田租，另一股归佃户，归地主收稻的田，土质及自然条件一般都较好，产量也较多。另一种规定佃户除缴纳若干粮租外，还须给地主做若干天的工。如宜宾双河乡四保佃户罗仲方，佃地主姚利峰田土七斗，规定租额杂粮二斗，并须给地主做工二十个。此种缴粮租又缴工租的形式，一般只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