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土改- 第2部分

　　

第一章　　黑手高悬（1）
1、血腥的租栈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艾青
　　“租栈”，是替苏州地主收租的一种机构，也是听任地主摆布的一种工具。它是地主阶级勾结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具体体现。
　　清同治二年，因为官府要征收大批的军费、政费，苏州的一些大地主就请求创设“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租款项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款项贴补官用。因此，清朝官厅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且指派了官吏专门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务。后来，“收租局”取消，地主们又自行组织“租栈”。“租栈”一般在县城设立总栈，在各乡镇设立分站，各分站管若干佃户。“租栈”表面上是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收租机构，可是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与当局分不开的。
　　还是来看看我在吴县光福区一带的调查吧。
　　民国初年，光福区一带的租栈里一般雇用四种人。一是“账房”，二是结算账目的“助理员”，三是收租的“催甲”，四是抓人的“差役”。差役过去是由官厅委派，后来改由地主自己出钱雇用。其中以账房为首领，直接按照地主的意图，策划租栈收租事务。
　　租栈在政府的允许下，可以自设“监牢”，农民俗称为“人房”。地主有权拘捕欠租的农民，也有权把欠租的农民扣押进“人房”，农民俗称这种“扣押”叫“吃租米”。
　　另外，地主还有权私设公堂，置办刑具，拷打勒逼农民。像地主申子佩家，到1950年还存留有15斤至60斤的各种洋枷、脚镣、手铐，还有一种木制的囚笼。欠租的农民，常常被放置在囚笼里，摆在地主或租栈大门的两旁示众。
　　至于潘教授写到的“滚笆篓”，地主蒋中孚家也有。他采取的是“抛笆斗”，就是将欠租的农民，装置在两爿相合的笆斗里，用绳捆好在地下滚。据现年91岁的沈阿大说：“那东西连滚3次，被滚的人，不是身死就是受重伤。”在这段时间内，地主们就像土皇帝，凭着官府的支持，利用租栈来统治剥削地方上的农民。
　　到了1920年以后，苏南的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的关系又深了一层。住在苏州城内的大地主沈挹之、申子峨等人，发起组织了所谓“田业公会”。田业公会是地主阶级自己的集体组织，各地的地主参加田业公会的有1000多家，拥有田亩总数近60万亩。
　　田业公会在一开始，就喊出了“粮从租出”的口号，就是说：粮是从地租里抽出来的，如果官府不帮助地主收租，地主就不能对官府纳粮。粮、租都需要从农民头上去取，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府与地主结合起来统一向农民征取。另外，地主们也竭力巴结官府，田业公会每年都送若干钱给县衙，所以田业公会的权力很大，举凡钱粮成色的拟订，灾荒的观察，收租的方法，追租的办法，收租的日期与租米的折价等，都由田业公会一手包办。田业公会底下，在各区乡还设有专门的负责人，在光福区一带负责的则是申子峨的胞弟申子佩。
　　在苏州城里，县衙门与田业公会共同组成“追租处”。在各区乡，由区乡公所配合警察、保安队的武装机构，与地方上的当权派地主共同组成追租分处，光福区一带还设立“租赋并征处”。由此，地主对农民进行收租，完全获得政权的配合，特别是有了当局武装的支持。这时，在租栈方面，各个租栈大体上还保持原有的人事制度与组成形式，还照常设立“人房”。所不同的，就是地主对农民逼租的手段，不仅使用原有的差人与地保，同时还运用警察与保安队，缴不出租米的农民，不仅要关进“人房”去“吃租米”，还要被解进县衙坐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黑手高悬（2）
光福区一带地主的栈上田（即由租栈统一收租的田），每亩的常年产量是糙米石至2石（音dàn；老式计量单位，1石大概等于108斤），可是租额却大得惊人。最普通的正租额每亩是石，还要加上催甲的出差费，租米“折价”的额外剥削。所谓“折价”，就是农民缴纳租米时，必须要缴纳货币，每石米的价格由租栈或“田业公会”决定，1石米往往超过市价很多。这样一算，每亩田的租米差不多要缴到石至石。另外，要是农民因欠租米而被捉进“人房”或坐“牢间”，花费就更大了。他必须还要贴出差役的小账，警察或保安队的出差费。另外，又要“人房”钱、稻草钱、送饭钱、开锁钱以及监牢里的看守钱等等。农民常常因负担不起这笔重租米以及额外剥削，而产生一连串的悲剧。
　　永安乡的王虎根，租种申子佩十亩破租田，田漏水种不好，租米每亩却要石，他父亲年年进牢监“吃租米”，1932年曾被关了有两个多月，结果是卖尽了自己的10亩田面才把人赎回来。
　　建新乡的卢火金种冯思树栈上田，因为缴不起租米，在1935年冬天被关进苏州的监牢有6个月，因为缺吃少喝，加上磨折，很快死在牢中。
　　葛舍村周更元关在“人房”里生了病，老婆没办法卖掉了自家两间房屋，押去3亩田。等到赎回了人，老婆已因此气死了。还有谢湾村沈荣福父亲，被地主府怡成关在苏州牢房里足足4年。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此外根据当年光福区3个乡的调查（全区共13个乡镇），从1920年以后的17年中，被地主逼死的农民竟达14名。例如永安乡虎山陆阿龙，种地主申子佩3亩田，1935年儿子死去，因为缺乏劳动力，田种不好，第二年交不出租，就被押进“人房”里去“吃租米”，后来家中没钱赎，又被押解到苏州。地主看他穷得连饭钱都付不起，就饿他7天，最后用石灰呛死，把尸首抛弃在垃圾堆里。
　　其余像下水车王老太在1925年，山前头村马金虎在1928年，花家桥沈和尚在1931年，山墩王金大在1929年，建新乡翁才丰在1925年，长堤乡柴木泉在1930年，都先后因欠了租栈里的租米，被押进“人房”、牢狱，受种种鞭打毒害，受饥受冻，缺盐缺水，受磨折而死。
　　1938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占领了光福区，租栈又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依然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农民。那时，乡下游击队很活跃，大部分在乡地主都逃入了市镇。某些地主在苏州城投降了日军，参加了汉奸维持会，如光福地主申子佩、汪秋生。
　　光福地主在那时为了更有效的对农民进行收租，便以大地主凌养如为首勾结日军，将租栈改组为“公栈”。所谓公栈就是把各小租栈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更大的机构，公栈拥有田地2万多亩，栈址设在铜观音寺。
　　农民在遭受日军的多次劫掠之余，又受到了地主与日军相勾结的公栈的压迫，农民反抗的情绪就特别高涨起来。公栈在开仓以后，照例又逮捕了大批的农民押进“人房”，如葛舍一个自然村*有27户人家，被捉进去的有28人。农民恨极了，永安乡的农民就首先起来，集合了其他地方的农民有千把人，冲进铜观音寺，打毁了公栈，焚毁了整屋的租册，救出了被拘捕的农民。这一次农民暂时胜利了。

第一章　　黑手高悬（3）
可是第二年，苏州城内田业公会的业务恢复了，光福一带地主的公栈力量也加强了。公栈主任改由以“包开打”闻名的汪秋生继任。汪在那时参加了日军组织的“大民会”，与日军的关系更为密切。他首先对上一年暴动的农民进行血腥的*，带领日军的特务组织“宣抚班”班长吉泉，翻译方观生以及一些日伪军队，以违法抢租为名，逮捕了农民崔虎林、尤小弟，在苏州城内用刺刀处了死刑，并将“工作不力”的催甲舒洪德，加上“包庇暴徒”的罪名关死在苏州监牢里。
　　公栈进一步笼络日伪军头子，催租收租便全部由伪警察、伪绥靖队、伪保安队负责。笼络的办法是：这些汉奸武装里的高级人员，像队长等可以在租款中抽出一定的成数作为报酬，部下没有报酬，但允许下乡抢掠。因此，每逢下乡时，大批的汉奸武装时常包围村、乡，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抓，作为人质，并且抢劫掳掠什么都来。抓去的农民，被送进苏州城，而后要农民拿出一倍、两倍甚至三倍、四倍的租米去赎。农民吃租米、吃官司，倾家荡产的事逐日多起来。
　　据统计，在那时单建新乡一个乡受拘捕的农民即达212户，永安乡虎山村90户中有14户受过拘压，山前头村一个村有23人，迂里村共216户，坐监牢的即有108户。又如安溪潘丽泉，被汪秋生前后抓过4次，在1944年被押了半年以后，浑身生病发肿，等到家里借钱赎回的时候，人已死了。这些数字与例子，只是在两三个乡中收集的材料，但这受难农民中一小部分的事例，也足以说明公栈的残暴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喊出了“免粮不免租”的口号，所谓免粮不免租，就是地主对政府的钱粮可以豁免，农民对地主的租米却必须照缴。过去的伪警察、伪侦缉队、伪保安队也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继续为公栈服务。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年，在公栈、政权与武装的威逼、抓押之下，百分之百的农民，都只得照缴租米。其中有些佃户只好卖田拆屋去缴租。那时农村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免粮不免租，公栈凶如虎，文官似强盗，武官赛阎罗。”
　　2、血汗积成的横沙岛
　　挑圩开荒五六年，
　　青沙海滩变良田。
　　粮户（地主）心狠计又毒，
　　重租高利又抽田。
　　卷卷破被去逃荒，
　　心酸肉痛泪汪汪。
　　这是潘光旦教授在《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记录下的民谣，深刻地说明了横沙农民如何用自己的血汗，把沙滩变成良田，结果给地主掠夺去的惨痛事实；反映了垦荒的农民未到横沙时的满怀希望，和被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