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消耗，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发展壮大自己等等，还是应该坚持的。
黄克诚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华北，他领导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实现了向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根本转变，与第一一五师另一部和一二九师一部共同开创发展了冀鲁豫根据地，歼灭了许多敌人，还使部队发展到二万多人。在苏北，他领导新四军第三师，一面加强根据地建设，一面相机地打击和歼灭敌人，粉碎了日伪军两次万人以上大规模的“扫荡”，攻克了敌人一些坚固设防的城镇，使部队由原来的二万多人，发展到七万多人。
猛虎团一兵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作者：健涛
父亲出外找粮一去竟成永别
陕西省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一块独有的富庶之地。黄河中上游最大的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流经全境，两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达。地处中心地带的西安古城（古称长安），曾经有十一代王朝建都，其依附的也是这块盛产稻粟的肥美之地。
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关中平原遭受数十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此前已连续几年雨水缺乏，庄稼歉收，这一年竟一连上十个月滴雨未落。开春后天空中只偶尔出现过几次乌云密布的情景，很快又被一阵干热风吹得无踪无影。炽热的太阳挂在天边，把无穷无尽的热量一股脑儿倾泻在几乎光秃秃的大地上。
源自甘肃渭源县境内大山之中的渭河，在宝鸡以西进入关中平原后，北汇来自黄土高原深处的千河、泾河、洛河等支流，南接源自秦岭万山丛中千沟万渠的溪流，在关中平原上滔滔奔腾而不息。每每到了夏秋之交，竟还浊浪滔天，越堤毁坝，肆虐于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自周朝始，渭河两岸的支流上兴修了大大小小各种水利设施，惠及千家万户。可是到了民国十八年，千年不息的渭河竟然断流，干涸的河滩土地裂开横七竖八的大缝隙。依河而修的各种水利设施无用，就连曾经种植水稻的秦岭脚下也看不见水的痕迹。
民国十八年关中平原上的大年馑、大饥荒，在几代人心中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田地里连续几料颗粒无收，最终种子入土连苗也长不出来。八百里秦川上的人家，多年以来的囤积均已告馨，村村户户断炊揭不开锅已属普遍现象。田野上所有能被用来填充肚子的野菜、树叶、树皮等渐渐地都被吃光。村巷里不断有抬埋死人的队伍，大路上饿毙倒地者屡见不鲜。真所谓赤地千里，遍地哀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占地为王，争权夺利兵戎相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北伐成功，打败了北洋军阀，却又把矛头对准帮助他们北伐成功的中国gc党，哪里还管人民的死活！农村土豪劣绅当道，世世代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老百姓雪上加霜，又一次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康应中出生地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是渭河北部土塬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本来就是那种水比油贵，依靠蓄收雨水窖藏生活，纯粹靠天吃饭的旱塬。此时的特大旱魔首先肆虐于这里的人们，把一户户人家逼上了绝路。康应中原本姓刘，是张寨村老堡子的一个老户。刘姓是该村的大姓，康应中的父亲在同辈中排行最大，自祖上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有薄地数亩，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属于那种饥寒交迫能够勉强活得下去的景况。到了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之时，家里也就很快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康应中这年不满9岁，名叫刘春来，下边有个弟弟叫刘生旦。看着两个儿子饿得快要活不下去的情形，康应中的父亲咬了咬牙，横了横心，决定去陕南找粮食。以秦岭为界，陕南属南方气候范围，应该不像关中这样大旱。康应中的父亲听人说在陕南给人扛活儿，一个月能换来几升米。他想去陕南先在山上打柴或者给人扛活儿，换点儿粮食回来。康应中的父亲安慰妻儿说，他已打问好路径，过了渭河到周至县，从那儿进山走三两天就到了。到了陕南不跟人家讲工钱多少，只要给他粮食就给人家打工，干什么都行。就是上山打柴，一捆柴换的粮食他一个人肯定吃不了，攒上十天半月就能有一两斗，这样要不了多少天就能背着粮食回来了。此刻已无法可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只好去碰碰运气，刘春来、刘生旦小弟兄俩和母亲眼巴巴看着父亲上路，都盼望着他很快给家里弄回粮食来，饿罪难受哇！
谁知康应中的父亲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康应中的父亲走后，母子三人在家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父亲出去和回来的日子。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直到半年之后，父亲仍然没有回来，而且渺无音讯。村里的本家去人到南山找过两次，一点儿踪影儿都没有。大家最终断定，康应中的父亲不是饿死在半路上，就是被深山老林里频频出没的野兽吃掉了。从周至县进山，要翻过秦岭之中的崇山峻岭，穿越两三百公里几乎荒无人烟的羊腸小道，途中极少有人家居住。常走山道的人知道应该赶至哪里歇脚，在哪里才能找到饭吃，不至于饿倒在前后无人烟的山坡上，也不会半夜三更把自己扔在深山老林里去喂野兽。康应中的父亲从小生活在平原上，过去从来没有进过山，对山道上的情形一无所知，加上长时间挨饥受饿的身子，要想顺利穿越秦岭走至陕南，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解放后，康应中曾在父亲可能走过的路上和去过的地方探寻过，却始终未有结果。留在康应中记忆里的父亲，只是－个被饥饿侵蚀而受尽苦难的庄稼汉的形象。
伟大的母亲
父亲走后再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让两个儿子活下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康应中的母亲原来的名字已无从知晓，出嫁后曾被唤做孙刘氏。解放后户口登记时，因为再不能称呼那个有辱于妇女尊严的孙刘氏，又因为她的儿子是部队上的大首长，老太太今后要享福了，便就为她登记了个名字，叫孙幸福。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孙幸福跟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妇女们一样，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康应中的母亲是个饱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农村妇女，一双脚自小儿被缠裹成那种如今已很难看得到的三寸金莲。据说封建社会妇女缠脚自童年始，原本白皮嫩肉的脚丫子，硬是折断骨头被弯曲回来，小拇脚趾压在脚板心，然后用一块数尺长的白布一层层缠裹起来，久而久之固定成形为一团畸型的肉疙瘩。女人缠足原本是那些宫院官宅内足不出户者的自身作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脚的用途范围很小。延伸至劳动妇女则成为灾难，一天到晚家里地里劳作不止，畸型的小脚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方便，还是极大的痛苦。小脚女人孙幸福此时独自承担起一对尚且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的责任，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正常时节，种几亩地的庄稼，播种、管理、收获已非易事，更不要说在这大年馑、大饥荒的年代，实在是天大的难事。
那时候，康应中的母亲正是三十多岁出头，如果只为了自己逃条活命，另外找个人家也不是多大的难事。但是东方女性中国母亲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使她不可能扔下一双亲生儿子而只顾自己活命。她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儿子活下去。对此，康应中感恩感德感慨颇深。他为母亲的伟大情操而感动，他对这种无私的母爱而情深！解放后，他已经有能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深深地眷恋着故土，同时也不愿意给儿子添“累赘”。上世纪50年代初，康应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曾经去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是为了给康应中看管孩子。康应中的爱人穆林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康应中外出野营不在家，她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该生了，半夜三更不好意思叫人帮忙，直至天亮时才急急忙忙被送到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孩子生下后没两天就死了。母亲听说后，在穆林怀第二个孩子后，就赶去南京，精心伺候大月份的儿媳妇，生产时守在旁边，尔后又把孙子康智照管满了足岁，做了几双鞋子后，又回老家去了。
康应中在天水步校工作期间，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他又把母亲接去天水。母亲在天水只住了不长时间，又闹着要回老家去，说是在那儿住不惯。康应中不让母亲走，母亲竟悄悄提着包袱去了车站。康应中听说后急忙赶到车站，拉着母亲回步校，母亲怎么也不回去。40多岁的康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政治委员，竟像孩子似地哭着哀求母亲，问母亲是不是嫌他们照顾不周到。母亲也像哄孩子似地对康应中说，儿子好，媳妇也好，她就是不习惯，不如在老家呆着畅快。
后来，康应中只好把母亲送回故乡，在老家盖了几间房，委托本家弟兄和后辈们照顾好母亲，由他付给相应的报酬和费用。“文化大革命”中，康应中的女儿康颖下乡插队，就是回到老家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康应中离职休养后住在西安，母亲仍然没有住到城里来，想念儿孙时到城里来住上几个月，随后又回到乡下去。直到1995年7月19日，以97岁高龄无疾而终于老家，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老堡子家中。康应中率领儿女们回到老家，儿子康智按照农村习俗厚葬了老祖母，并在坟前立碑，以示永远的怀念。
孙幸福在丈夫生死不明没了音讯后，想着怎样才能让两个儿子逃条活命。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虽然有几亩薄地，还有两间破房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