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自己在北京等地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
2000年2月20日，东史郎先生和马尼拉市长共同为南京大屠杀展览会开幕式剪彩。
2月18日至20日，菲律宾华侨组织一系列声援东史郎活动，邀请东史郎和山内小夜子访问马尼拉。此前，他们通过东史郎和山内，要求我们提供一些历史图片，届时在马尼拉举办一个小型的展览。我觉得是件好事，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后来，他们邀请马尼拉市市长和东史郎一起，为南京大屠杀展览开幕式剪彩。这一切，对东史郎是个很大的精神鼓舞。2月19日，东史郎在马尼拉市证言###上说：“尽管我在日本法庭上输掉了，但是，我一定要在国际法庭上赢回公道。”
经过一番认真细致地筹备，同时也是为了使年迈的东史郎从败诉的巨大精神压力中调适过来，3月26日，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才在大阪市组织召开抗议日本最高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不公正判决###。时间虽然晚了两个月，但会议开的很成功。会上，一向性格倔犟不轻易言输的东史郎说：“我对这不公正判决万念俱灰，是日本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的最高责任。”
第八章 在东史郎败诉的日子里（10）
愤怒的东史郎说：“我对不公正判决万念俱灰，是日本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的最高责任。”
中北龙太郎律师发表演说：“日本最高法院违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为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撑起一把保护伞，这种践踏历史真相的反动判决，是与否定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向相呼应的。我们严厉谴责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
丹羽雅雄律师发表演讲：“我们在这场审判中有三个目的。一是证明《东史郎日记》的真实性；二是不允许有某种势力篡改历史；第三也是考验日本的法官怎样对待历史认识的问题。绝不允许‘皇国史观’复活。法院虽然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我确信，人民大众的斗争阵营会越来越强大。”
空野佳弘律师的演讲：“我非常惊讶，日本最高法院在这种时刻进行‘判决’。去年12月刚提出新证据，即12月13日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6万多人的‘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史实，要求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的签名信。而法官根本不去理会这些，只是担心会引起国际上关注此案，决定趁早了断。这是一起直接伤害历史被害者感情的审判。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审判的特别意义假装不知。正因为日本司法界缺乏国际观才会有这样的判决。”
日本龙谷大学的田中宏教授在声援东史郎###上说：“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发生在南京的举世震惊大屠杀，当时在日本国内却进行了大规模的‘庆祝南京陷落’的活动，这一60年前的阴影至今在日本还没有散去，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这场不公正的判决。”
日本女子大学的金子马丁教授在###上发言，声援东史郎：“应祈求和平市民团体的请求才公开自己日记的老兵，被‘战友’起诉而遭法院判处‘名誉损害罪’和罚金，这种事情在德国不可想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德国如果谁否定了纳粹的犯罪，或认为只是小问题，是正当的话，必然要受到刑法制裁的。判处公开‘日记’的老兵有罪，从司法角度来看，等于不承认战争犯下的罪行。对欲否认历史团体的所作所为，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公然进行袒护和包庇，即使再狡辩也是站不住脚的，应该感到羞耻。”
金子马丁教授说得对，应该感到耻辱的不是东史郎，而是不承认日本战争罪行，公然袒护、包庇和怂恿否认历史团体所作所为的日本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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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1）
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果把东史郎比作一棵老树，在其垂垂老矣的时候，原本是想沐浴在一片风和日丽的春光之中的。因为再坚硬的老树，也经受不起太多的雪压霜欺。
但是，岛国日本经常刮起飓风。尤其是人为刮起的历史旋风，总是上下联动、无奇不有、无孔不入，而且急风暴雨、咄咄逼人、声嘶力竭。
2000年1月23日，在30多个和平团体联合抗议右翼势力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反华###后的当晚，东史郎及山内小夜子给我发来了传真称：“我们有向中国###告的义务，希望能为我们安排为期10天在中国的访问。”
爱因斯坦通过对相对论的研究认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因为人们不可能制造出超过光速的东西。依此理论，正因为人们不可能穿梭于历史隧道，去还原当年的真实情景，但可以为历史奔波，将历史真实的记忆告诉人们。东史郎正是这样的人，虽然他已经年逾古稀。
其实，东史郎作为历史的老人和证人，他的历史记忆以及由记忆引发的思考是极其宝贵的，应当传达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接受和支持东史郎战后第六次访华，向中国###告的理由和初衷。
东史郎一行访华的最初时间表，日方想定在2月上旬，我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值春节期间，不宜组织活动，建议安排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经双方磋商，日方接受了我的意见，确定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
在访问地点上，日方开始考虑为南京、北京和西安三个城市。访问南京、北京两市我无异议，但考虑到沈阳是“九·一八”历史事件发生地，而上海市与刚刚发生反华###事件的大阪府是友好城市等因素，建议不去西安市，改去沈阳市和上海市。最终得到东史郎的同意，确定访问南京、北京、沈阳和上海四个城市。② （注释：②原载《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2000年2月25日，东史郎先生再次来到丹阳，回忆63年前在这里参与侵华战争时的情景。
东史郎先生又来了！依然是飘逸的满头银发，只是忽然间白发稀疏了许多。2月25日清晨，我们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接东史郎一行时，这是东史郎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选择了在位于沪宁高速公路起点附近的江苏饭店用午餐，以便饭后能安排高龄的东史郎稍事休息。该饭店老总热情地邀请东史郎留下墨宝留念，他欣然同意，挥毫写下“和平友好”四个大字。
下午，汽车在沪宁高速公路上奔驰，东史郎看着车窗外的江南水乡景色，触景生情地说：“63年前，我随同日军第十六师团，正是从上海杀向南京的。”他突然提出：“朱先生，我们去一下丹阳好不好？”
去丹阳？我一听愣住了。
这是我们原先没有计划的。再说，我们还得从沪宁高速公路下去，绕道行驶一段路程，然后再折返回沪宁高速公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同意了东史郎的要求，了却他的心愿。
在丹阳县城外，东史郎指着城内的宝塔说：“这座塔名叫白塔。当时我们在攻打丹阳县城的时候，曾遇到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对于当时的情况，我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③（注释：③《东史郎日记》第147－149页。）与我们一起去浦东国际机场迎接，并随行的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南京广播电台等媒体的迟进军、陈正荣、高静等记者，记录下了东史郎的现场回忆。
南京是东史郎先生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也是《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由发生地。这次是东史郎战后第六次来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向多年来一直坚定支持他在法庭上与右翼势力较量的南京人民，报告日本最高法院倒行逆施判决的最新情况，同时表达他将继续斗争下去的坚定决心。
南京人民以宽容、热情和友好的姿态善待东史郎。虽然南京有许多所高校和单位，真诚地邀请东史郎去作报告，也有六七家电视台、广播电台希望对东史郎作专题节目，但考虑到东史郎已经88岁高龄，不能使其过于紧张劳累，经过协调，请东史郎一行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集中作一场报告、3000人听讲，而专题节目只请江苏卫视一家作代表，支援东史郎的座谈会也只召开了一场，邀请南京社会各界人士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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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请东史郎向中国人民做报告（2）
江苏省中医院还邀请东史郎去该院作健康体检，他们抽调了4位名医为其诊病，此举直接地体现了南京人民对东史郎的关心与温暖。
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省委宣传部长王湛，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志军，南京市副市长许惠玲等领导，还专程看望了东史郎一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聘东史郎为该馆名誉馆员，给东史郎一定的礼遇。
2000年2月27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史郎先生面对“遇难者30万”石壁双手合十，真诚忏悔。
在宁期间，东史郎一行始终面对着热情友好的南京市民，东史郎、山内小夜子等日本友人，为此几次流下了感动的热泪。特别是2月26日下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听东史郎报告会的一位女高中生朱玄同学，有幸得到一本有东史郎签名的《东史郎日记》。遗憾的是，她在接受南京某新闻单位采访后，无意中把书错放在别人的自行车后架上。回家后，发现书遗失后，痛哭流涕。朱玄的爷爷曾经是位抗日老战士，他和孙女为找这本书，竟打印了30份《寻书启事》，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附近张贴，后又连夜赶到《服务导报》社，自费刊登《寻书启事》。在报社记者和我的协调与帮助下，补给了朱玄一本书，后来，当她重新得到东史郎签名的《东史郎日记》后兴奋不已。这起寻书与签名事件，在南京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映衬出青年人希望通过《东史郎日记》，进一步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使东史郎及其日本友人为之动容。
南京青年秦敏群为东史郎先生的正义行动所感动，专门为东史郎创作了一曲《忏悔》的歌曲。以唱《我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