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京城、外郭四道城墙，战祸连连，沧海桑田，昔日的皇城、宫城、外郭早已灰飞烟灭，唯有京城墙依然巍峨屹立。南京城墙为青砖瓷砖巨石结构，全长公里，城墙高14~26米，厚米，有城垛13600多个，保垒200多座，它有中华门、武定门、光华门、中山门、太平门、神策门、新民门、和平门、挹江门、仪凤门、水西门、汉中门、玄武门等13座城门。虽历经六百多年的风雨洗刷和战争破坏，它的主体部分仍不倒不凸不塌，现尚存地面遗存公里，可称遗存至今的明代古文物群。它东连钟山，西据石头城，南傍秦淮河，北邻玄武湖。⑤而在玄武湖西侧的城门，就叫作玄武门，它毗邻城内主干道中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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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东史郎（3）
在东史郎的提议下，我带领着日本南京事件历史调查团一行十多人，来到了面朝中央路一侧的玄武门大门口。
在玄武门左侧约50米处，东史郎先生指着城墙根告诉我们：“当时日军从国际安全区内搜捕了大约五百多名中国人，驱赶到这里用机枪全部杀死，尸体就堆在这里。”
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惨痛过去总是深刻的。东史郎是这样，其他日本老兵也是这样。
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7月14日第六版，曾转发日本《赤旗报》同年7月13日的报道：
“在日本京都府发现了一批记载南京大屠杀惨状的笔记，成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佐证。
这批笔记是原日本侵华军福知山步兵二十团（联队）四连（中队）46名（日本官兵）作为战争札记写下的。
在上等兵增田六助写的《南京城内扫荡卷》中，载有该连（中队）一次屠杀五百余名中国军民的史实。其中写到，四连（中队）进入南京城后，立即进行扫荡。日军闯进大众医院（应为鼓楼医院），没找到中国人，便把医院设备砸烂。翌日傍晚，四连（中队）抓到五百余名中国军民，挨个脱下他们的衣服，用电线等绑起来，拉到玄武门附近一次处决。
增田现住在京都府丹后町（与东史郎同乡，和东史郎当年同属二十联队，东史郎为三中队士兵）。他对该报记者说：‘当时把抓到的人排成五行，外边的两行人都用一根电线绑住大腿，拉到城北玄武湖去枪杀。因玄武湖（城门）先前已被中国军民用土堵死，便把抓到的人在那里的土丘前，用两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在五十米近处一起扫射。’
他说：‘我当时担任警戒。扫射那会儿，我亲眼看见血肉横飞、脑浆迸溅的惨景。在被杀害的五百余人中，有200人是军人，其余全是普通市民。想起来就让人战栗的那个场面，是难以忘却的。说什么也不能允许日本再进行那种残酷的行为了。’”
增田作证的玄武门屠杀遗址，在过去的史料中从未有过记载，是一处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现场。
离开玄武门的屠杀遗址，我们一起去了长江边。
长江作为中国境内第一条大江，它的滚滚浪涛自西南涌来，流经南京后先冲向北，又折向东，从南京城北奔腾而过。千百年来，它一直为这座古城欢歌，但有时也为这座城市哭泣。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曾经在长江边上大肆屠杀南京人。长江的水曾经被南京人的血染红，南京人的泪曾经引发了长江水的呜咽。
中山码头位于南京城下关的长江边上，人们沿着南京城内的主干道中山北路，便可以一直到达长江边的中山码头，在那里摆渡过江，去江北岸的浦口。
在中山码头旁的江边上，东史郎先肯定地指出：“这里当时全是中国人的尸体，黑压压的，堆成了一片，江里还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尸体。”
东史郎的一席话，印证了一段历史。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⑥记载：“1937年12月16日傍晚，有被俘已解除武装的军人和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扫射，并把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
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家住鼓楼三条巷47号的南京市民徐进，以及日军屠杀时投江逃生的原国民政府军军医梁廷芳、白增荣，曾于1946年向国民政府呈文陈述当时受害的经过。其中，梁还于同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两个月时间，并于8月7日向该军事法庭提供一份在中山码头遭遇的书面证词。⑦同年10月7日，梁、白还联名向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提供关于他俩在中山码头受害情况的一份书面报告。⑧
此外，当年住在大方巷14号避难的原南京烷基苯厂退休工人刘永兴，也是一位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时跳进江水，趴在江中一艘破船边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只是他的胞弟没有他那样幸运，在和他一起跳江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在中山码头遇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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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东史郎（4）
东史郎作为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其证言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证人口碑资料。
其实，日军当年在长江边上大规模的集体屠杀，绝不仅仅是中山码头一处。史料上记载或被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遇难人数，除中山码头外，还有草鞋峡万多人，燕子矶5万多人，鱼雷营、宝塔桥3万多人，煤炭港3000多人，下关九甲圩江边500多人，三汊河400~500人……⑩
如果把上述遇难者的数字相加，就会发现，在江边遇难的人数达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人，有半数左右在江边遇难。这是因为，当时侵华日军从东、南、西边三个方向合围南京城，人们为了逃生，纷纷弃城而出，从城北涌向江边，寄希望于渡江逃到苏北、安徽或山东等地。但唐生智等中国守军将领，为了背水一战，将船只统统集中到江北岸，加之江面上有日军炮艇的封锁，人们只能望着宽阔湍急的江水叹气，像没头的蚂蚱一样东躲西藏，被日军分头搜捕和驱赶，集中在几个地点集体屠杀。
和第一次来南京时不同的是，东史郎不再对中国人感到恐惧，而是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这是我第一次与东史郎相识，他除了给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留下了曾参与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直接证言资料外，还给我留下了为人直率、敢于说话、性格刚强的深刻印象。这与日本比较暧昧的民族性格迥然不同，与当年曾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们，对自己加害历史普遍采取“缄口不言”的言行形成了强烈反差。
东史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日本人？作为日本老兵，他思想深处反省和谢罪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与东史郎首次零距离接触后，仍给我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注释
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
②~④《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译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⑤《南京旅游全景手册》，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⑥《东史郎日记》（中文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4～205页。
⑦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9月版。
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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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东史郎日记》案缘由（1）
假如人与人之间真有缘分的话，我与东史郎的缘分就是《东史郎日记》及其诉讼案。
我完全弄清楚《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在1995年8月，记得是日本友人山内小夜子来南京时告知此案来龙去脉之后。
当时，山内小姐还是日本“铭心会”南京访问团秘书长。
从1986年起，每年的8月15日前后，山内小姐都要跟随着以松冈环为团长的日本“铭心会”南京访问团，来南京学习了解历史，举办反战和平###。他们自称这项活动是为了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受害者铭刻在心。
1995年8月，是他们连续第十年访问南京。
山内小姐告诉我，她准备在日本发起成立一个新的民间组织，名叫“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她本人将出任秘书长，以联络一批日本人，支持东史郎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诉讼。以后，会更多次来南京求证，希望得到我们的多多关照。
山内小夜子还告诉我们：“军国主义教育和日本侵华战争，使东史郎变成了杀人‘魔鬼’，而战后50年时间对战争罪恶的反省，又使东史郎逐步转变为热爱和平的人。”
虽然，山内小姐实际扮演着东史郎代言人的角色，但对战争缺乏体验的日本年轻人山内小姐，给东史郎下这样的结论，对吗？
在中国，人们历来对涉外的事持敏感和慎重的态度。说实话，当时我对《东史郎日记》案的来龙去脉还真的说不清楚，认为那是日本人自己告自已，涉及到外国和外国人的事，我们还是少管为妙。压根儿没有想去多打听。
那时候，在中国，知道东史郎这个名字的，没有几个人；弄清楚《东史郎日记》案的，更是微乎其微。
可是，当山内小姐把《东史郎日记》案的原由一一诉说后，我开始坐不住了，不仅觉得和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关系，而且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此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一种责任感、使命感从心头油然而生。
于是，我开始潜心对东史郎其人、其事、其日记、其诉讼案进行了解和研究，力求揭开他心灵深处真实的东西。
东史郎在1987年公布并出版了他的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日文版）①后，在长达6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人有异议。直到1993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