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雾中的花》最初没有像《思乡曲》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注意。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从此，我与戴厚英有了许多交往。特别是当她有一段时间与国外通信不便，就由我代转代收。她后来去德国访问，德文版《人啊！人》的德译者马丁（中文名字为马汉茂）教授的邀请信，就是寄到我家的。
。。
为戴厚英写《非命》（8）
后来，她去了德国，又发生与马丁的争执。马丁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争执，我持中立态度。
戴厚英刚从德国回来，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刚刚从欧洲回来，见到您的信，谢谢您寄剪报给我。
《随笔》在香港出版，样书还没寄给我，等寄到之后，一定给你一本。
行前，一位德国女记者将马汉茂为我的《人啊！人》德文译本写的后记译给我看了，他把“清污”时某些人造我的谣言当做事实加以宣扬，说我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所以，这一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斗争。马丁太太竭力要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问她叶永烈的文章（叶注：指《雾中的花》）读过了吧？她说人家对叶也有看法。中国文坛如此卑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马某显然别有所图，他要多方面讨好，以求以后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尊重事实，不听小人物的意见，而作卑鄙的政治交易。我在德国充分揭露了他。希望你今后也提高警惕。
我7月中旬回老家探亲。有事请中旬前找我。
祝好！
戴厚英
1987年6月28日
此后，马丁又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转给戴厚英。戴厚英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谢谢您转来马丁的信。我将直接给他回信。
不知道文章发在什么刊物上需要把照片登在封面上。寄去一张。不知是否合格。因即将离沪，忙。握手。
祝好！
戴厚英
1988年7月11日
我还向韩素音详细介绍过戴厚英。后来，韩素音与丈夫一起来沪的时候，托我约戴厚英见面。那天，正好是韩素音七十大寿，我和戴厚英跟她以及她的丈夫陆文音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非命》总共五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之后，原先的第五章《我手写我心》，被改成第四章！
这么一来，不知内情的读者，根本不知道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
在《非命》一书中，四万多字的第四章：“大批判”洗礼是核心。这一章，详细记述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遭到了密集性的“大批判”。“大批判”先生们原本想把她一棍子打死，但是，事与愿违，戴厚英反而在“大批判”的烈火中成名。她，一个弱女子，不倒，不垮，不降，不死！《人啊，人！》被译成各种文字。她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没有《人啊，人！》，没有《人啊，人！》遭到的“大批判”，就不成其为戴厚英了。
然而，没有打任何招呼，根本不征求作者的意见，擅自删去了全书的“灵魂”！
我极为生气。但是，书已经印出，已经发行，木已成舟，奈何奈何！
后来听说，是这家出版社在终审《非命》的时候，担心这一章会“出问题”，粗暴地决定在付印前删去——连作者意见都不征求。
倘若当时我知道第四章被删，我绝对不会同意出版“残本” 《非命》的。
正因为《非命》被删得残缺不全，变成一本没有“灵魂”的书，我没有把《非命》送给任何一位朋友。就连老作家峻青打电话向我要《非命》一书，我都说，这本书没办法送！
后来，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的《名流侧影》一书的时候，我把《非命》中被删去的第四章改名为《戴厚英和〈人啊，人！〉》收入书中。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听任何人说起“有问题”——当然也就没有“出问题”。第章追踪一九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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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傅鹰注意起反右派（1）
我应严慰冰之妹严昭之约，为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副校长傅鹰教授写了报告文学《敢说真话的傅鹰》。
傅鹰先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化学教授。
记得在1957年，我刚入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的普通化学课程便是傅鹰先生亲自讲授。上第一堂课时，铃声响了，教室里鸦雀无声。这时一个中等身材、微胖、戴着眼镜的老人，踱着八字方步走上讲台。他一声不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绪论——化学的重要性”。写好他回过头来，这才用北京口音说道：“关于化学的重要性，就不讲了。因为在座的诸位，都是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都是深知化学的重要性才来到这儿的，所以用不着我多讲。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章……”傅鹰先生就是这样，在教学上很注意抓重点，抓难点，详略分明。凡是学生容易懂的或已经懂的，一笔带过，叫学生自己去看看讲义就行了；凡是学生不容易懂的概念、公式、定律，他就反复讲、详细讲。他老是爱讲这句话：“学化学，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要记住牵牛要牵牛鼻子，抓住关键。”
傅鹰先生讲话饶有趣味，学生爱听，课堂上常常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记得有一次上课之前，傅鹰先生在黑板上写了“爱死鸡，不义儿”六个大字。同学们见了，议论纷纷，不知道傅鹰先生今天要讲什么。后来，经傅鹰先生一讲，这才明白过来：在最近的考试中，他发现好多同学写外国科学家的名字时很随便，爱怎么译就怎么译，以为只要音近就可以了。傅鹰先生说到这里，指着黑板上的六个字，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原来，他仿照同学们乱译人名，把我国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译为“爱死鸡”，把英国著名化学家波义耳译为“不义儿”。直到这时，同学们才恍然大悟，笑个不停。从此，我们都深刻地懂得了乱译人名的坏处，记住人名的标准译法，并且遵照傅鹰先生的意见，一定要同时记住外国科学家名字的原文。
傅鹰先生讲课时，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善于用非常形象、浅显、明了的语言，讲明抽象的科学概念。比如，他讲什么是物质时，是这么说的：“化学既然是物质的科学，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什么是物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