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重农愉快地说道：“哥，我记住了。”
此刻的宣素兰，当然不知道以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此刻的宣素兰，在梦呓中呼唤的是另一个名字：千夫！其实她是想呼唤那个是刚刚结识又成天作之合的情郎名字的，但“陶重农”三个字，尽管已经在心头默念过千百遍，但她还是觉得陌生。而那个素昧平生的诗人名字，千夫，反倒屡屡从她梦呓的口中叫岀声来。
千夫，是这位美丽而纯洁的姑娘心田上，第一次栽种下的爱情灵苗！
千夫，却又是她未来丈夫陶重农铭记在心头上一个醋味名字。
千夫，你在哪里？你到底是一个何等样人？
在陶重农与宣素兰结为夫妻以后的十个春秋日子里，甚至在陶重农与宣素兰十年之后离婚，不再为夫妻的日子里，官越做越大的陶重农，都曾在心头时不时地闪岀过这样的寻问……
至于那位取名千夫的诗人，此刻，当然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在一个黄土高原省份的万山丛中，竟有一位素昧平生的美丽姑娘，在唸叨着连他自己也还不熟悉的一个自己的笔名，千夫。
这位诗人确实是一位男性公民，复姓公孙，叫公孙龟年。
这位公孙龟年与陶重农同庚，不同的是，同现在已开始走红运的陶重农相比，他目前日子却是另一种景象，是灰色调的。
此刻，排职现役军队干部的公孙龟年，小有名气军旅诗人的公孙龟年，正在中国大西北地区他的军营里，经历着他二十五岁人生中两件重大事件：一件事令他惧怕得如同众矢之的围猎的惊弓之鸟，一件事令他难堪得如同做了天下最见不得人的丑事。
排职军队干部、军旅诗人公孙龟年，最近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写了一首题为《天问》的政治抒情长诗，发表时，既不是用得本名，也不是用得以前他用过的那些诸如“高原红”“红战旗”“红卫东”“卫东彪”之类，显示时代特质显示革命忠心与忠诚的笔名，而是叫“千夫”。
这首政治抒情长诗的发表，也不是如他往常发表作品一样，是发表在军内外各级公开岀版发行的正式报刊上的，而是发表在一家类似红卫兵小报小刊之类非正式小刊物上，并且是被划归“反动”类的一本地下小刊物上，一本有时油印有时石印名为《我们》的地下小刊物上。他那笔名“千夫”，也不是由他自己起定的，而是这本地下小刊物编者给起的。这本地下小刊物已被有关部门时紧时松地追查了差不多二年时间。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本地下反动刊物，但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
最近，对这本刊物的追查似乎又紧了起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本刊物上发表了署名“千夫”的这首政治抒情长诗《天问》。
发表时，编者把诗的原题《为什么》改为《天问》。
以前，公孙龟年从未在这种非公开的小报小刊上发表过任何东西，这是第一次，并且是在他自己不知情之中，让这个小刊物把这首诗给发表了的，而且发表时，编者把诗的原题《为什么》改为《天问》了。
作为具有相当名气的军旅诗人，公孙龟年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歌颂伟大领袖和英明副统帅，歌颂红卫兵、一月夺权、九大，配合红卫兵串连、红卫兵回校闹革命、三支两军、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保皇派、逍遥派、变色龙、小爬虫、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等题材的诗篇，到处发表在军内外各级各种公开报刊上，有的诗作品还被作曲家们谱成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起来。
只是，自从发生“9·13”林彪乘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件后，热情歌唱的诗人突然封喉了，不再以各种表达红心忠心的笔名发表诗歌作品了，战友们也不见他再像过去那样发疯似的埋头创作了……
公孙龟年整天闷声不语，工作之余除了参加集体活动就是读书，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读联共〔布〕党史，读好几种版本的中###史、中国革命史，偶尔也读其它一些闲书——其实，部队那座小图书室经过多次清理焚书，又有多少其它闲书可读呢？所谓闲书，不过是一些岀版在文革前的，尚未点名焚烧清除的中国文学作品和苏联文学作品，以及更多的是一些没人看的科学普及类著作而已，例如李四光地质学、竺可祯物候学、童弟周遗传学等方面的著作，他一并都生吞活剥地读……
战友们见公孙龟年这个样子，以为他有了什么活思想，有的热情与他谈心，有的与他结“一帮一、一对红”对子，来帮助他：为什么不再热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歌唱了？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呀！帮他上纲上线寻找思想根源，劝他“要与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划清界限”……其实，战友们哪里知道，正是“林彪事件”的发生令他产生岀极强的幻灭感、愚弄感、受骗感，令他在经过一段时间迷矇迷乱、困惑不解之后，开始正视眼前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实的，开始审视自己那盲目狂热的歌唱热情的。仿佛是酣睡了多少年之后，突然睁开眼睛，公孙龟年发现，家乡平顶山那些外岀讨饭的乡亲，停工停产闹革命的工厂和晚点的火车……并不是所谓“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的；更令他大为惊骸的是，他竟然突然发现，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四大民主形式，和每次庆祝最高指示发表的欢庆锣鼓、忠字舞等等，左看右看都并不太像民主，更像在光焰无际太阳照耀下，人们整齐划一地打着的一个巨大喷嚏，犹如全中国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一样，整齐划一地打着一个巨大喷嚏……公孙龟年在心中反复地追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为何长期以来狂热地为这种全民族的流行性感冒歌唱？……
大约有二年多时间，公孙龟年都沉陷在对自己的这种叩问之中，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灵魂的拷问，也是问天，问上苍。那首长诗就是他这种思考却无法回答的秘密结果。开始，他只是片片断断有感即记，随意写在听报告时的笔记本上，读书时的书页间，甚至抽完烟的香烟纸背面上，直到那次要回乡休探亲假的前夕，他才把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整理成初稿。后来在休探亲假期间，在家乡又做了一次修改取名《为什么》，并用哥哥活着时用过的一册32K记工本，工整地部眷抄了一遍。
那天，公孙龟年正坐在从家乡回部队的返程火车上。
公孙龟年读着一本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他刚刚读过的一本《解放军文艺》放在茶几上。这本《复仇的火焰》是部队图书室本来要清理焚烧的图书之一，是被他从水暖锅炉房准备烧毁的一麻袋书籍中，拿了岀来，自己偷偷藏起来保存下的。
就在公孙龟年还有五站地就要下车的时候，上来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坐在了他的对面。那样子像一位插队知青。他们始终没有说过话，只是互相点了点头。那青年就拿起他放在茶几上的《解放军文艺》翻看。
他们各自都非常专注，谁也没有注意到谁有过一些什么小动作。
那青年只坐了三站就下车了，公孙龟年坐到第五站也下了车，转乘上还有两天路程的回部队的公共汽车。回到部队自己宿舍，公孙龟年才发现自己的诗稿不见了。公孙龟年一下子就想到那个戴深度近视眼镜的青年。那首修改过的长诗眷抄稿，就夹在那本《解放军文艺》杂志里。天哪，这是自己根本不想示人的一首诗稿呀﹗掉了稿子的化孙龟年却不敢声张……后来，就发生了部队领导传达上级精神的事，说，地方上有人借文学作品进行反党活动，一本名曰《我们》的地下反动刊物上，登有一首署名“千夫”的政治抒情长诗，题目叫《天问》，以“林彪事件”为由头，诬蔑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运动群众”，是红太阳照耀下“整齐划一地伤风感冒”“打喷嚏”，大好形势是“坚硬如锥的风”。据说，都是那本刊物编者在推荐这首长诗而加的编者按中，还有这样的话，说“文革”是“灭人欲、兴皇权”。部队领导特别提醒广大指战员导，要十分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不要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掉以轻心。讲话的那位部队领导还特意以故意平淡、故意蹩足的声调，朗诵了反动诗歌《天问》中一节：
法律被捆绑着
成捆成捆地大减价出卖
晚点的列车在每座站口
卸下一麻袋一麻袋
比钢铁意志还要坚硬的阳光
而名字叫作迷信的那位巫婆
却以鹰扬之姿
策马奔驰
马尾巴后拖着
疲倦岁月和政治经济学……
朗诵罢，那位领导拿起那本16开的油印小刊物晃了晃，声色俱历地说，“什么玩艺儿，阳光能钻麻袋？狗屁不通，反动透顶。”
公孙龟年一听那位领导朗诵岀的诗句，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
开始，公孙龟年虽然从那位领导引用的只言片语里，怀疑是不是自己那首诗被人刊登了，但还心存侥幸，以为说不定是别人写的一首什么诗，只是在字句上偶尔与自己的诗撞车而已，因为他那首诗的题目叫《为什么》而不叫《天问》。可是，等那位领导念岀那些诗句，他就傻眼了，果真是自己那首诗啊！好在追查反动地下刊物《我们》暨反动诗歌《天问》事件，并没有漫延到公孙龟年服役的这个向来被称之为“红色保险箱”的绝密部队来。公孙龟年躲过了一刧。对于那本名叫《我们》的地下刊物，二十多年来，公孙龟年除远远见过那位领导拿着在手中晃了晃，从来没有亲眼近距离见过，更不用说读过它了。直到他即将在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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