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们哪里知道，这位声名日隆的诗人，从他开始作为地下刊物《我们》的作者，到他后来名声大震，从来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呢，一位后来最高职务升到正营职的军队干部。到《场》杂志转载他的长诗《老人家，请住手》时，他已经拥有十三年军龄。他从来没有从部队驻地的中国西北某省向外投寄过稿件，他的所有稿件都是先寄平顶山的妻子，再由妻子寄出去的。而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位为他这位从无名到有名的诗人做信稿收转人的乡邮员，却是他心灵最隐秘最难言的疼痛。
纤夫的隐居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诗歌被社会关注。
那首被人称为他代表作的《老人家，请住手》的著名长诗，虽然首发在一家影响不大但却品位不低的地区级文学期刊上，但一经发表就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当它先被一家省级文学期刊转载，接着又被号称“观察中国之第三只眼”的《场》杂志第二次转载，一年之后，纤夫诗歌创作又被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牧也之先生评论之后，“纤夫”二字几乎就成了中国新时期诗歌的重要代名词之一了。直到这首诗被追查，公孙龟年受到处分，牧也之先生的评论《时代与民族的啸声——纤夫诗歌论》发表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全国大型诗歌创作会议上，还有评论家偶尔提到纤夫，甚至说“纤夫诗歌的出现是新时代的离骚”，“预示着中国新诗创作又一个高峰的到来。”不过那已是极其微弱的声音了。
纤夫著名了！因其诗优秀而著名，也因其人神秘而著名。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这个时代可谓一个陵谷之变的时代，太容易令人著名，也太容易把人遗忘。就在牧也之先生发表评论，《场》杂志为纤夫带来空前声誉的那个夏天，诗人纤夫的某些消息也传了岀来，开始人们是从一些非正式渠道了解到的，后来又是通过正式渠道得到印证的。
大意是：这是一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动作品，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典型反映，作品要害是诬蔑党的领导、党的领袖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社会的根本病根依然在于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还点名批示，“为什么这样的作品能够发表并被一些人捧得老高，共产党人的良知与良心都跑到哪儿去了？这发人深省的”。其后，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报刊和出版社禁止发表和出版“诸如纤夫这样一类人的作品。”
从此，纤夫消失了！纤夫类的诗人号角也消失了！
纤夫和他的诗歌很快就被翻了过去，如翻了过去的一本日历，成为历史烟尘并被遗忘。尤其是诗界本身，诗界本身遗忘一位诗人，仿佛像吐瓜籽皮一样更随便更轻率，比社会其它各界更快也更为彻底。
诗界对“纤夫事件”反映，先是悄然无声，接着而兴起的就是一种类似“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热闹：去它妈的吧，所谓诗和诗人良知良心！去它妈的吧，所谓责任感使命感！“读懂与读不懂”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展开了一场诗歌大争吵。与此相伴，各种不再关注现实而却五花八门、标新立异，以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旗帜相标榜的所谓现代化诗歌，犹如被时代巨网一网打捞住的鱼，挣扎着争领风骚，疯蹦乱跳，仿佛要在被烹饪之前，争着向社会的滚沸油锅做着最后的调情，爱你一次我就去死。诗歌似乎真的实现了现代化，诗歌如穿着T恤衫喇叭裤的无业小青年，招摇过市，出现在各种文学报刊上，玩世不恭地说着一些梦呓般的胡言乱语。
以纤夫为代表的那种充满使命感、责任感的中国新时期崭新诗歌现象，在诗界被两股力量彻底遗忘在脑后，一股是抱阶级斗争之残、守阶级斗争之缺的势力，把纤夫们看作“离经叛道者”；一股就是“诗就是诗”论者们，各种各样的现代派，他们说“纤夫们把所谓社会道义、历史使命、时代责任的这些大山压在诗的肩上，也太残忍了，太戕害诗了。”
诗界热闹得犹如猴戏。但读者似乎对诗界的热闹并不垂青。牧也之先生在一次诗歌现状调查会上，响亮地说，“我以为，以纤夫们为代表的中国新诗创作道路，是一条中国新诗真正哲学意义上的，以否定之否定为其根本特点的自我革命道路。此路不会平坦，但中国新诗最终将回归到这条光辉道路上来。可悲的是，我们至今对此没有自觉认识。纤夫号子，至少在今后十年不会有人比他更嘹亮更高吭，更能震撼我们的灵魂！”
牧也之先生的这番话，就是在《场》杂志组织的一次会上说的。那时，“纤夫事件”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
诗人纤夫消失了。几年以后，文坛上又冒出一个“驮夫”，一个开始以报告文学，后来以带强烈纪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走红的作家。但人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今日此驮夫也即昔日彼纤夫也。至少，对于公孙龟年本人的感觉来说，除一位素昧平生自号“玄鸟”的读者，知道“驮夫即纤夫也即千夫”外，是再没其他任何人知道这一点的。
014
经过一番自我培训之后，公孙龟年正式上班了。
公孙龟年的办公室在主楼五层，是与一位女同事共有的。
该女同事亦为复姓，名叫欧阳亚男，号称刊社“第二号社花”，很漂亮也很苗条，女人味十足。但公孙龟年还没见过，她正在休产假。
有“第二号社花”当然也就有“第一号”，“第一号社花”就是公孙龟年的顶头上司、总编室主任杨大康的妻子叶秀子。叶秀子确实长得很美，不但美丽而且很有风韵，她是那种令男人见过一面就难忘怀的女人。叶秀子与丈夫杨大康是大学同学，也是一位全省知名青年女画家，现任《场》杂志社美编室主任。对于叶秀子，公孙龟年总想起刚到刊社报到的那天那个夜晚，因叶秀子敲错门而第一次见到叶秀子的那天那个夜晚，他当时产生过的“她是借故专门来看他的”，那种毫无来由的奇怪想法。
说是正式上班，杨大康并没有给公孙龟年派定什么具体工作。
杨大康说得在理，总编室是个综合职能部门，工作几乎涉及到全社方方面面，公孙龟年的暂时任务就是随机而干、随机而学，先熟悉工作。所以事实上，公孙龟年在上班以后几个月时间里，仍然是属于一种自我培训状态，当然已不属于那种闭门读书，而是非常机动的听任同事们的召唤，谁叫就跟着谁学谁干。公孙龟年感觉，《场》杂志社总编室，如果能同部队机关建制比附的话，实在有点集司、政、后三大机关职能兼而有之的味道。人们说，总编室主任几乎就是社里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此话不无道理。为此，社里人们对总编室主任杨大康很有些闲言碎语。不过，以公孙龟年初来乍到，还属于旁观者清的眼光看，杨大康作为总编办主任，唐风事实上的第一助手，是非常称职的，既有水平又有能力，办事干练，事无巨细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周到妥贴。公孙龟年对杨大康很有好感的。
公孙龟年到《场》杂志工作后，依然保持着那种军人生活作风。早晨早早起床，然后到梅辉泊公园沿湖跑步晨操，然后回来洗漱，然后再到街上早点店喝一碗豆浆吃四根油条，或者一碗羊杂割两个烧饼。因而公孙龟年的上班，往往比同事们至少要提前半个小时。常常是等大家都来上班的时候，公孙龟年已经把自己的办公室，外带本层的楼道、厕所都已打扫拖洗得干干净净。有时还要把安装在一楼的电茶炉水也要烧开。这令行政处临时雇用负责主楼卫生打扫、主要领导办公室打扫、烧茶炉并往各个办公室打送开水等勤务的勤杂工崔大姐异常感动，逢人就夸他是活雷锋。
这位五十岁的勤杂女工崔大姐，还有她一个著名论点，借夸奖公孙龟年而到处宣扬，“文革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不对，现在你们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当大爷也不对。俺看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毛病多，给你们个好脸看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就把尾巴翘到天上了，就想把为人民服务当人民为我服务了。看看人家公同志，活雷锋哟！真正雷锋精神还是在俺们工农兵里头！”
崔大姐好长时间都称公孙龟年为公同志。
崔大姐原是市郊一座小化肥厂工人，长得人高马大，更像男人，说话也是粗门大嗓的。因她们工厂被一位农民企业家承包，她和那承包人有些过节，愤而辞职闲赋在家。又因她家和叶秀子家有点拐弯抹角亲戚关系，就被总编室主任杨大康临时安排到杂志社打杂。
公孙龟年被崔大姐宣传为活雷锋很快在全社出了名，同时也使他在编务部门同仁眼中变得有些异样，公孙龟年感觉出来，那是一些侧目之光，鄙睨之光。人们或多或少也真把他当勤杂工看了。
杨大康要公孙龟年“随机而干、随机而学”的工作安排，随着时间推移，不仅成为总编室同事们对他的随机使用，后来竟也成了其它部室对他的随机使用，哪儿有事哪儿人手不够，哪儿就来抓他的差。跟行政处同事到火车站和印刷厂纸库，随车装纸缷纸；为社里正在施工的宿舍楼工地装缷水泥、石灰、钢材，看场守夜；到印刷厂取送刊物校样并对红付印；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他自己也乐此不疲，有些事情还是他自己主动去干的。比如，他本来睡眠就少，晚上看书累了又睡不着，于是就到水暖锅炉房帮助锅炉工烧锅炉。他在部队停职检查时就干过烧水暖锅炉，轻车熟路，操起铁钩把一台兰开夏锅炉炉火捅得火焰旺炽，拿起铁锨把煤粉撒得又均又平，他的高超技艺，让六位分三班轮流倒班的师傅都啧啧赞叹不已。
公孙龟年的活雷锋精神，似乎只有一个人最看不顺眼。此人不是别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