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 第11部分

　　［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梁启超有说谓“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翦伯赞较为谨慎之说也认为已程不国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汉南越王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4）。　　　

　　［66］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二十六辑）。　　　

　　［67］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82页。季羡林指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中的“峤奢那”（Kauseya）即蜀丝，“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56~163页）。　　　

　　［68］陈茜在《川滇缅印交通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1）文中以为“蜀布”即丝织品；武敏（《吐鲁番出土的蜀锦研究》）也持此说。但大夏市场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国丝绸，则很难分辨出是何地所产，张骞只能获得“缯帛”之类的印象。若是当时闻名于中原各地的“蜀锦”，张骞也不至于误认为是“布”。况且汉代蜀地盛产苎麻，布的品种也很多，如《说文》：“縴，蜀细布也”；《盐铁论·本议》：“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蜀都赋》云：“黄润（即细布）比筒”，“布有橦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知染采文绣，罽帛叠（即花布），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当时西南地区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而且质量可与绫锦比美。这种特产，价格便宜，产地又当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9页。　　　

　　［70］胡四维（A。F。P。Hulsewe）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并断然宣布汉代的对外贸易“从来也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详见其《汉代丝绸贸易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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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　　　　　　　　　

　　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汉时代的西域，一般指张骞出使途经的地方；东汉时则多指班超经营的区域。但实际上两汉对外交往已经远超出这个狭义的范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至乌孙，以当地人为向导，分道遣使继续西进，抵身毒及安息国都。当时已有关于“犁靬”的传闻记载。这样，“西域”的意义，便扩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于希腊人故地了。又，《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极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大秦，临波斯湾而返。班超派他去了解的大秦国，非罗马帝国莫属。所以，从广义上说，“西域”实际上已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和欧洲东部了。　　　

　　为了系统地探讨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似有必要将这种交往涉及的西域地区的各部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它们在中西交通中发生的不同作用，加以综合的考察。同时，由于西域范围广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和社会状况相差很大，下面将汉代之西域分为三个区段来研究。第一段是匈奴、月氏及西域都护所管辖的地区，第二段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及贵霜国家（Kusana），第三段是帕西亚帝国。这样的分阶段剖析，一是为了有层次地、由近及远地透视中西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为了便于以商路交通作为参照，将当时几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加以比较。　　　

　　一、匈奴、月氏、乌孙等部族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一）匈奴　　　

　　两汉时期，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少数部族就是匈奴。它的崛起、发展、强大、衰弱、分裂，以及最终归并入中原和西迁而去，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北逐“荤粥”。夏代也与此北族为邻，接触频繁。殷商与“鬼方”有过多年战争。西周时则颇受“狁”入犯之苦。到了春秋时期，“戎狄”已扩张到大漠南北，甚至伸入华夏中原，所引起的频仍战火，不绝于史载。这些“北狄”部族，构成复杂，来龙去脉，难以分辨廓清。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战国末期，这些北方诸族，在漠南河套及阴山地区，凝聚起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匈奴。　　　

　　匈奴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它广泛地接触四邻其他民族，博采众长，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技术［1］，并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到了秦末汉初，匈奴成了中原汉族北方最严重的威胁。　　　

　　匈奴总人口，史家基本定论为150万~200万［2］。他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拥有兵力达三十余万。这对于周邻其他弱小部族来说，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不仅经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广大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实行野蛮的民族掠夺政策，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见附录2）。　　　

　　匈奴虽是游牧军事部族，但也有广泛从事商业交换的传统。他们的农业、手工业不够发达，产品不能满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频繁与周邻民族，特别是与中原汉族发生商品交换关系。他们“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3］。直至东汉时，仍“远驱牛马与汉合市”［4］。这种贸易关系，文献很多记录，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发现汉朝生产的精美丝织品，也有刺绣着伊朗古式的植物、鸟兽纹及人物纹等来自西亚的毛织物，还发现属于西徐亚（Scythia，一译斯基泰）风格的旃毡。马长寿指出，这些是匈奴通过交易从未征服的西域各国买来的［5］。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史料记载指出，匈奴的国际贸易活动，甚至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也积极参与［6］，可见在匈奴内部，从事商业贩运和贸易交往，是一种官方、民间都重视的经济活动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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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　　　　　　　　　

　　此外，从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造车技术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北部地区造车工艺比较来看，也得出在远古时代草原地区人民与南、北、西方开展商业交通的结论［7］，这与匈奴人的对外交通发达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匈奴畜牧业是高度发达的，这不仅为交换提供了优良的商品，也成为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驼、马、牛、驴等，既是商品，也是运输车辆的动力。匈奴人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与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亚…西伯利亚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铁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战国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似性，雄辩地指明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交往的关系是有渊源的。王治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献记载、考古证实和科学研究，都为该设想提供了证据。只不过目前尚无法将这种交通路线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穿过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轮廓。　　　

　　汉朝与匈奴的斗争与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为汉代对外族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对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对象也是匈奴。特别是汉政府在开拓西域交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国家，也大都与匈奴有关。　　　

　　在汉代初年，大兵之后，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完全不具备向外经营、统一周邻部族的基本条件。而在楚汉战争的空隙之中壮大起来的匈奴，却似乎在实力上超过了中原汉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围，险些成了俘虏，就是当时汉匈力量对比的一个写照。匈奴成为汉朝的最大军事威胁，以至到匈奴军臣单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与汉民族大体保持一种和平的接触，即如《史记·匈奴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汉朝对待外族的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通商与友好，既促进了匈奴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汉朝以后向外开拓、交通四邻打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当时匈奴军力较汉强盛，汉以和亲之策，缓和与匈奴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争取时间，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为最终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做好准备。　　　

　　但这种政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通关市”这一条带有和平交往的性质外，其余“和亲”“厚遇”“饶给之”等，均体现一种本末颠倒的、落后倒退的民族关系，它不可能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从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灾难。刘彻即位之后，汉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拓的准备，这时对匈奴的消极和亲饶给，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