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 第15部分

　　戊己校尉所统军队，战时出征，平时屯田积谷，安抚四方。《汉宫仪》：“戊己中央，镇复四方，开渠播种以为压胜，故称戊己。”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郑吉首次屯田于车师，始有“吏卒三百人”，后匈奴来击，乃遣“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后常数千骑往来守车师”［59］。东汉班超定西域后是五百人［60］。这几百至数千人只是平时镇守的军力，一遇战事，戊己校尉即在此基础上发城郭诸国兵，常可达万人以上。有这样一支能战斗、能生产的队伍，对于中央政府在西部地区的统治，对于西域北道交通的建设、畅通，显然是一重要保障。　　　

　　此外，对于吐鲁番地区及博格达山区的治理，及汉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戊己校尉也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自张骞通西域后，汉道有南北两道，平帝后又辟北新道（北新道实际形成可能更早，详见第四章第三节）。据《汉书·西域传》，“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可见车师前王庭是汉道的一大枢纽，居中西交通之要冲。车师后王部，则又是北新道东部重镇。《汉书·西域传》载：“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同时，在戊己校尉的管理下，车师前、后王皆为往来的使者提供畜食导译。这种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而且迟至朝政芜乱的东汉末年，依然维持着［61］。　　　

　　从车师前部往西，除焉耆、危须、尉犁外，还有一些城郭部族分布在北道沿线，它们是（由东而西）：渠犁、乌垒、轮台（即轮头）、龟兹、姑墨、温宿、疏勒。这些部族，自张骞通使西域，特别是武帝臣服大宛之后，均从匈奴奴隶主统治之下获得解放，归属汉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在轮台、渠犁设立使者校尉，施行屯田，为来往使者和驻军提供粮食等必需品。使者校尉是汉朝军队和政府官员常驻西域的第一个权力职务。轮台、渠犁扼北道之中部，地位显要，它在政治上、经济上为北道的安全畅通提供了保障。以后汉朝在乌垒（在轮台、渠犁间）设立西域都护的治所，显然是考虑到这一带几个部族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使者校尉屯田驻军和经营管理的良好基础［62］。龟兹等部族对汉朝的统治是积极响应的。前面提到过“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一事，即表明这一带的社会文化很快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汉道交通在这里得以贯通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这条道路的西端大部族之国为疏勒。据《汉书·西域传》，此地有人口近两万，拥兵两千，俨然是西域大国。又“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商业交通十分发达。此地自归西域都护统治后，经济发展极快，至东汉时，人户胜兵均增十余倍［63］。疏勒在西汉时属北道［64］，但以后南道之莎车有分道至疏勒。东汉时，除中道、南道外，新北道也有支线可通此。《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葱岭之东，“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65］。伽舍罗逝即疏勒［66］。学者亦有认为古代西方典籍中的Seres即指疏勒，因为两汉时疏勒是中亚交通中心，是丝绸西去的转运站［67］。从对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此说有一定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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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0）　　　　　　　　　

　　以上所述塔里木盆地北缘诸部族的历史概况，可以看出，汉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不光是因为中原的对外开拓，也包括了西域民族国家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排除了匈奴落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羁绊之后，这一地区很快就连成一条畅通的交往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汉政府先后设置了轮台、渠犁的使者校尉、乌垒的西域都护和车师的戊己校尉，这些都是镇护西域的重要官职，表现出这条道路对于西域交通的建设和汉代国家的统一，有极大的意义。　　　

　　（六）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城郭部族　　　

　　塔里木盆地以南，由东而西，共七国，它们是：楼兰、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它们的社会特点比较相近，在中西交通（南道）的开辟和发展上，所起作用也一脉相承。现摘要述之。　　　

　　南道东端，以楼兰最为大国，其地位颇似北部的姑师。据考，楼兰东西达九百千米，其东部之楼兰，西部之尼雅，均为重要城市。尼雅被誉为“东方的庞培城”。斯坦因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佉卢文（Karoshthi）牍524枚，中有“Kroraina”［68］之文，疑为楼兰对音，又以为《史记》中“楼兰”二字为译音，待考。楼兰故城，在罗布泊西北，古疏勒河在此注入泊中。这一优良的地理位置，对于楼兰的经济发展和以后西域南道的繁荣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探险家、军事家和旅行家，如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莫不在此留下足迹。楼兰与月氏故地毗邻，此二民族当时必互有来往。月氏西迁以后，汉代开拓交通，南道又以楼兰为东始，以月氏为西尽，这无论是否巧合，其中存在历史的有机联系，是不难设想的。　　　

　　《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楼兰少田，“仰谷旁国”。可知它在经济上对东方的农业有依赖性。至于考古发现其遗址有麦、糜秸秆和粒壳［69］，则说明当时亦引进了农业生产的技术。楼兰“有驴马”，出玉，还有其他手工业产品，皆为中原地区所稀缺。加之楼兰东陲接汉，故武帝时代汉朝对西方开拓，一开始就波及这里，并以之为南道的一大根据地。昭帝时，更其名为鄯善，正式纳入汉朝版图。这里的文明生活，自此始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研究家认为，“在鄯善附近地方及车师地方的住民，依西域人骨骼的研究，知道颇适合于伊兰人种型”，“他们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70］。兹不论其人种，它的社会生活，因中西交通的关系，受汉族文明极大影响，是一定的［71］。昭帝时，应鄯善王之请，在其国内的伊循城屯田积谷［72］，此后，中原的农耕方法、井渠、钱币、陶漆、兵器、丝帛［73］等，皆大量输入，在此形成一个汉文化西输的中间站。而此地遗址中发现的海外蚌贝珊瑚、残余的西式壁画、贵霜王朝的钱币等，则有力地支持了楼兰吸收西方文明并促进其东渐的观点。王国维认为：汉代“南北二道之分歧，不在玉门、阳关，即当自楼兰城始矣”［74］。这一说法，值得重视。不论南道起点是否楼兰，但它是南道东端的一主要城国，当无疑问。它的地位，牵系着整个西域地区的形势，两汉皆然。后汉班超经营西域，首先处理鄯善事务，为重新统一西域各国，治理南北道路，开创了良好局面，这是他的远见卓识。　　　

　　楼兰之南，有一“不当孔道”的小国诺羌，其部族乃藏族之先民，时居昆仑山中。《史记》载张骞自大夏返，缘南山“欲从羌中归”，即指此地。可见它虽未当孔道，但仍是与汉族本土较贴近的部族。据《汉书·西域传》，它“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品种齐全，冶铁业较发达。它并“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就是说它与鄯善、且末有密切的交通贸易。据此，鄯善——诺羌——且末，形成了南道交通系统的一个支系。　　　

　　楼兰之西部是且末。这是个小城国，与楼兰同貌，属都护管辖。其南行三日，有小宛国，不当汉道，亦属都护，东邻诺羌［75］。且末沿道西去，有精绝国，该国比且末略大，在交通上也是个小的中转地，设有驿长，以备使臣往返之需。西去则为扜弥国，比楼兰户多人众，其民族与鄯善、且末同，但社会关系则与西部之于阗、莎车以至乌孙更接近。西汉时属都护，设驿长二人，为南道大站。东汉时受莎车于阗压制，颇受侵害，但均得汉政府的保护，并未对中西交通造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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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1）　　　　　　　　　

　　南道中西部，一个重要城郭是于阗，在扜弥之西三百九十“汉里”，西汉时有东西二城，人口近两万。南道开通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日渐兴盛，东汉人口竟增至八万余。据《魏书》、《梁书》、《佛国记》等载，东汉时于阗已有大城五座，小城数十，王城则有屋宇市井，十分繁荣。这一变化，是与该地受国际交通影响分不开的。要之有二：其一，它当汉南道西部枢纽，由此稍西至皮山，时为于阗属地。实际上，皮山是南道出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大站，其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又可“南与天笃接”［76］，天笃即印度。这里暗示出有一条通往印度的民间小道［77］，表明于阗自古就有较广泛的对外交往。汉朝势力进入该地后，交通大开，来往频繁，促进经济。其二，于阗归属汉朝后，受中原文明影响很大。最为著名的故事是养蚕之法经此西传［78］。于阗是西域发展丝织业的第一个中心和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这里不光有各种形式的物物交换，而且也出现中原货币交易。斯坦因在约特干遗址拾到汉五铢钱470余枚。以后又不断有发现，1977年11月在买利克阿瓦提遗址一次获得五铢及剪轮钱数千。并且有证据显示，于阗甚至自铸汉…佉二体钱，这表现出于阗人富有文化的创造力，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79］。汉…佉二体钱是新疆古代自铸货币之始，这本身也说明了古于阗在西域地区经济活动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塔里木盆地西南端的一个大城郭是莎车。它在西域也是个相当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