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罗马- 第16部分

　　塔里木盆地西南端的一个大城郭是莎车。它在西域也是个相当活跃的部族。西汉征服西域时，莎车基本上是仰慕大汉文化，积极内附的。宣帝时，乌孙公主儿子万年在长安为质，莎车国人借助乌孙的中介，欲进一步加强与汉的关系，遂请求汉派万年继承莎车王。此后莎车对汉朝一直称臣贡献，交往密切［80］。元帝时，莎车王子延在汉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甚至参照中国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81］。西汉末及王莽新政时期，匈奴残余趁机骚扰西域，各地形势有所反复，唯莎车王延时对汉朝最为忠诚，不肯趋炎附势于匈奴。南道在西汉时得以巩固、发展，与莎车国人上下努力不可分。　　　

　　莎车维护西域汉道的立场，至东汉时仍传为佳话。延之子康继王位后，曾于光武初年率傍国拒匈奴，保护了前都护的军士妻室千余口，“自陈思慕汉家”。公元29年，汉立康为莎车“建功怀德王”兼西域大都尉，使五十五国皆属之，这样便将莎车在西域的地位推到了顶峰。公元38年，莎车与鄯善（即南道起讫点上两大部族）同时遣使诣阙贡献，这是东汉时汉道的首次贯通，莎车贡献极大。公元41年，光武帝即以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赐其王贤。但由于裴遵从大汉族主义立场出发加以阻拦［82］，终又收还。这是一次政府外交上的重大失误，它导致了莎车王的反叛及西域形势的混乱。直至公元61年，莎车为于阗所败；公元86年，终于由班超平定莎车，重开交通，这一历史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二、贵霜帝国（及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贵霜是个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它兴起于中亚地区各部族、国家奴隶制度日趋瓦解、封建生产关系渐渐形成的动荡时期。关于它的起源、发展和兴衰的历史，已有翔实的论述；但关于它作为中国与西方交涉过程中一个重要过渡的研究，或者说将它作为中西交往体系中一个构成的研究，却显得不足。这里即从整体的观点出发，对这个帝国的历史与中西交通的关系作一初步考察。至于它在整个汉代社会对外开放和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四章还要探讨。　　　

　　研究贵霜，不可不论及“大夏”，它是前者最直接的历史基石。　　　

　　《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83］、《史记》等秦汉古籍中均有“大夏”，但这个大夏，是游牧于塔里木盆地之南的一个民族。只是在秦汉之际西迁之后，才与中亚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家（HellenesBactria）混合称一。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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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2）　　　　　　　　　

　　希腊古史中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始见于楔形文碑刻中的波斯巴克特里（ThePersianBakhtriofCuneiformInscriptions），指的是兴都库什山和阿姆河之间的希腊化国家。它本是波斯帝国一个东部省区，一度被视为帝国的“西伯利亚”（Siberia），将大量不臣服其统治的军士民众流放于此［84］，开创了这里民族混杂而居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MacedonianAlexander）发动了对波斯的历史性进攻，并长驱直入中亚两河地区。他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于中亚，并采取融合当地传统的政策，为进一步远征印度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亚历山大死，帝国分裂，塞琉古（Seleucus）建立王朝，王国包括中亚至西亚广大地区，商业发达，民族复杂。并且更加着力推行希腊化精神，为后期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及贵霜帝国表现出浓厚的希腊化特色造成重要的影响。塞琉古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部，它与埃及长期不和，战争不断，以至于两败俱伤。正值此时期，它的几个省区——伊朗高原的帕西亚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相继独立。公元前2世纪，罗马取代了埃及在东部的优势，开始向东方扩张，并击败塞琉古王国主力，使其王朝屈居叙利亚一隅。也正是在此时，塞琉古作为一个王国受到中国的注意。《史记》以“条支”为名记录了它的概貌［85］。同时，“安息”和“大夏”（这是西迁后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后的“大夏”）作为葱岭以西的大国，也开始出现于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它们并行发展着，后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贯穿之影响而变得富有”［86］，而且它极力培植这种来自东方和东南方向上的商业交往，力图开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国内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亚的势力是否达到了葱岭以东的地区，争议很大。但根据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记载：“‘（希腊人）将他们的领土扩至赛里斯（Seres）和弗里诺伊（Phrynoi，即匈奴）……’这里他也许指的是，在中国极西部的塔什库尔干的这个巨大市场是处于巴克特里亚人的影响之下，也许是出于商业上的原因，在此驻军以防塞种及其他游牧部族的侵害。”［88］汉朝政治和军事力量覆盖塔里木盆地四邻地区之前，在昆仑山北麓至帕米尔一带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种民族，与巴克特里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这种接触也有战争与和平的两面。西方历史资料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及他的继承者们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对付来自北方蛮族的进攻［89］，以及中国古代游牧族的西迁彼地等［90］，说明了战争的一面。但历史事实也表明，这一地区相邻国家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样，“和平的关系比战争关系长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亚所依赖致富的国际贸易，以及它在传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迹，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亚地区各民族和睦共处、互通友好的关系。中亚各游牧部族和城郭，较多地沾染上希腊社会生活之古风，应该是受到巴克特里亚的重要影响。即使这种影响达到了葱岭以东至昆仑山北麓一带地方，甚至承认巴克特里亚希腊后裔可能在中国古代西陲地方驻足，也无损于中国历史的光辉，因为交流和传播文明总是双向的，而且纯洁性并不能成为任何历史的一种优点。　　　

　　《史记·大宛传》记有巴克特里亚保留着“王死则更铸钱”的西方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贵霜帝国时代。从钱币学研究的成果中可以容易地了解到巴克特里亚王朝的更迭情况。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经历了其最后一名有作为的君主的统治，他便是弥兰陀王（Menander）［92］。他的辖区无论是地域上还是经济繁荣上都超过了他的前任［93］，他的向北推进显然是为了占有与中国的贸易，而征服印度河口地区则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商路［94］。据《弥兰陀问经》（QuestionsofMenander）载，在巴克特里亚有一大贸易中心城镇，名叫Sgala，这里“依山傍水，园林遍布，湖塘毗邻，得天独厚。建筑工匠，技艺巧善。人民安泰，仇敌全无……街道市场，纵横交接。珍贵货品，充斥商栈，……大象马匹，车辆行旅，熙来攘往，热闹非凡。……各方教首，云集于此”［95］。不久后张骞访问“大夏”，见到蜀布、邛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城市。斯特拉波这样估计：如果弥兰陀继续东进，“他定能征服比亚历山大更多的国家”，遗憾的是，这位君主的死，成为巴克特里亚王朝衰亡的起点［96］。其后，经过一个不太长，但动荡激烈的历史过渡，这个多民族的国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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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3）　　　　　　　　　

　　弥兰陀王朝时的中亚，是游牧部族迁徙动乱的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匈奴与中原关系的变化，已见前述。故居在且末到于阗一带的古族大夏［97］，此时受到严重冲击，发生西迁。他们过葱岭，与北方塞种部落混合，并且受到月氏第一次西迁的影响，继续向西南方向的巴克特里亚移动。巴克特里亚抵挡不住这股民族迁移潮流的冲击，终于陷入混乱，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多民族共居的特殊地区［98］。　　　

　　这一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对于中西交往史有特殊的影响。自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希腊人占据了国家政治统治的各个层次，使之产生了浓厚的希腊化色彩，以后又受塞琉古王朝的影响，以至于在这块土地上，都市建设模仿希腊的形态，希腊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使用希腊的语言，希腊的制度、宗教、艺术、经济、风俗，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沃地。尽管这时（公元前2世纪中期）巴克特里亚陷入内乱，南下的大夏及塞种部族不断拥入，但古代伊朗民族的历史背景和希腊化时代传入的较为先进的文化，却使这些人数众多的南下部族渐渐地受到同化，巴克特里亚依然是一个具有伊朗和希腊双重色彩的地区，外来民族只给它增添了交往和贸易的便利，并未明显地改变这里的传统基调。　　　

　　大月氏的第二次西迁，是从伊犁河谷出发，沿北方塞种拥入巴克特里亚的路径进行的。《汉书》记载：大月氏初入大夏时，“大夏本无大君长（此当属弥兰陀王死后时期——笔者注），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实际上这时月氏与汉并无直接交往，这只能说明在巴克特里亚人心目中，月氏是中国的一部分。大月氏与原河西古老部族（如乌孙、康居）同俗，其大臣官号为翖侯［99］。这也从侧面证实大月氏是由东方西迁而至的。大月氏进入巴克特里亚后，分为五个翖侯部落，占据了巴克特里亚的广大地区。《汉书》对五翖侯所在位置距都护的里数记载不甚准确，方位也较混乱，致使他们的所在地点多不可考［100］，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但从整体着眼，他们占据的地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