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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处长召集所有乘务人员开会。有四五十人。处长说：我们要执行一次重要任务，既重要又光荣。全国人民把重担交给了我们，我们要用党性保证。处长朝我瞟了一眼。也许是随意一瞥。但我心跳加快了，仿佛有一种预感。不久前我刚刚被批准参加共产党，这次一定要考验我了。处长还在继续讲，宣布了各项纪律。他说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必须严守岗位，不准串车厢。要注意保密，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也不准往家写信。
那时，就连五大书纪也没有固定专列。我们工作人员也不是固定在一个专列上，都是临时指派。当时开会多，或是庐山，或是北戴河，专列任务很重，都是首长一下车便马上返回来再接人。我曾参加过接送少奇、恩来、朱德、陈云、李宫春等同志。这次与以往不一般。会是谁呢？我马上想到一个名字，但是又不信，更不敢说。
果然，我这名新党员被指派参加这次服务了。而且分配在一节软包车厢上。列车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列车停在车库里，我们就住在列车止，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等待二十多天。其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还亲自来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
12月的一天下午，大约是三点多钟，专列开出车辆段，停在前门火车站。我们各自坐在自己房间里（即乘务室），不许随便朝外张望。工夫不大，似乎开来一串汽车，有不少人登车。前后不足一分钟，专列便驶动了。
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19％年以后换成德国进口车，这个小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按照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我是不能随便进的，就是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这是既紧张又寂寞的旅程。
首先来找我的是位中等个儿留着背头的挺英俊的年轻人。他姓李，要开水。不久，又有两位很漂亮英武的小伙子来耍扑克牌什么的。大概他们也感到旅途寂寞，要东酉时便借机和我多聊几句，态度都很热情友好，甚至表现出一种亲近。毕竟我那时刚满十八岁，适逢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正在全国高涨，彼此愿意多接近多交谈便自然而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邀请我去打扑克，我欣然同意。就在小小会议室里玩起来，并且谈笑风生。我们很快熟悉了。这儿个小伙子分别叫李银桥、孙勇。张仙鹏、李家冀和马武义。。
很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客人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可是，入夜后，李银桥（就是第一个来要开水的）忽然问从主房间出来的张仙鹏：“房间多少度？”张仙鹏说：“二十度。”李银桥又问：“主席吃饭了没有？”张仙鹏摇摇头：“他还在写。”说着，将一把铅笔放桌上，开始削。我心里感觉到那份怦然。主席？主席是谁？肯定是……我猜到了。不敢说也不敢问。
我一夜没有睡。因为感觉告诉我，主房间里的客人也一夜没有睡。常有年轻人进去换茶水，并将烟灰缸拿出来倒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银桥望着我说：“你还没去看主席，应该有礼貌，应该见见主席。”我差点喊起来，我早就想见见了，做梦都想！就冲这句话，我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卫士长。
李银桥进了主房间，大概是向主席汇报。很快又出来，微笑招手：“进来吧。”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幸福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那道门啊！我一眼便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差点喊出”毛主席万岁！但我忍住了，胸膛起伏着，站到毛泽东面前。我想向他老人家问好，可是喉咙＇塞，说不出话。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我竟愣愣的没有反应占李银桥碰我一下，我才如梦初醒，抢上一步，用两只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顺势扶他老人家站稳，女儿搀扶父亲一样。毛泽东的手很大很厚，我的手显得大小了，用两只手方勉强握拢他一只手。我听到毛泽东问了句什么，没听清。有些急，眼前也变得模糊。忙挤挤眼，求救一样去望李银桥。李银桥说：“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姚淑贤。”我的声音细微颤抖。可我本是想大声回答的。
毛泽东又问一句什么，李银桥马上翻译：“主席问你哪里人？多大年纪？”
“天津人，今年十八岁了。”
毛泽东讲话，湖南口音太重。李银桥不得不一直给我当翻译。最初那极度的紧张，激动一过，我能认真辨听主席说话，居然听懂一两句。于是，毛泽东笑了，轻轻拍拍我手背：“我的口音难懂，是吧？多听听习惯了就好了。
从主房间退出来，脸上有些蒸腾。伸手摸去，湿饨流一片，不知是汗还是泪？这时，车到济南。专列驶入飞机场。那里有专线，可以停车休息。毛泽东要休息了。”
李银桥来劝我：“主席睡觉了，不会有什么事了。你也睡会儿吧。”我摇头：“不困，我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他说：“可你夜里没睡，白天还不补觉？”我还是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困。李银桥说：“专列还要走几天，总不能一直不睡吧？我差点问：去哪儿？忽然想起这是违反纪律的，忙憋住问话，只是说：“没事儿．我年轻，能坚持。
我坚持两天三夜没睡觉，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觉困。我相信再过三天两夜也不会困。年轻人遇到兴奋事往往是这样。可是，专列在杭州停下了。毛泽东要下车，大概得知我没睡觉，特意找到我的房间向我告别，并关心他说：“我们到了。你们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睡个好觉。谢谢。”
专列马上又返北京。路途上，专列处处长在小会议室召开全体乘务员会议，郑重告诉大家：“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乘坐我们专列的是毛泽东主席。
小会议室里起来一阵骚动，大家都显得激动，尽管他们谁也没见到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瞟一眼处长。处长也望我一眼，会意地笑了。我感觉特别光荣，领导对我确实是信任的。我始终守口如瓶，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见到了毛泽东。那时组织纪律性强，保密观念也很强。
1954年初，专列又去杭州接毛泽东返京。这一次我不在毛泽东的软包车厢服务，分配在其他车厢值班。我去打开水，经过餐车时，怔了怔。毛泽东正在用餐。我正不知所措，毛泽东看到了我，立刻站起身招呼：“小姚，姚淑贤同志，你好吧？”说着，毛泽东已经向我走过来。
“小姚．快去，快过去呀。李银桥暗地里捅我一下。我忙朝毛泽东走去，脚步很快。我很激动。只见过一次面，毛泽东却记住了我的名字！
毛泽东坐在餐车尾部用餐。我是从餐车前部进门的。当我走到餐车中部时，毛泽东也走到餐车中部。我不知手中的暖瓶哪儿去了，反正我是两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问：“你又来了。你好吗？”
我说：“好，我挺好的。主席您好吗？”
毛泽东笑着说；”好，好。来，一起吃饭吧。”
“我吃过了。主席，您快吃吧，别让饭凉了。”
我仍然拘束紧张。直到毛泽东回到餐桌，仍然没记起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要干什么？
“喏，快打水去吧。”李银桥递给我暖瓶。这时我才记起自己要干什么，为什么来到餐车。
打上开水后，我蘑菇片刻，没有马上再经过餐车。我极想再见见毛泽东，再同他握手聊几句，却又莫名地踌躇。也许是怕影响他吃饭？也许是怕自己又表现紧张拘束手足失措？……
那一年，我们出车频繁。全年在北京呆的日子，哩哩啦啦算起来顶多个把月。到了1955年，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一看哪个车长哪些列车员动，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
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接触多了，情况渐渐熟悉，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了解。当然，这有一个过程。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是那些男卫士。那年，李家骏、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又来了田云玉。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休上那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时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漫不经心伸出两腿。裤腿管便有些抽缩。于是，长筒线沫露出来，脚腕处一块什线很粗的大补丁，似乎和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我望着那双粗线抹出神，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
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小姚，辛苦辛苦，帮主席补一下。
那是一件黄格睡衣，臂肘处磨得很薄。终于露出洞。
“可是，没有布呀。”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除了医用纱布，什么布头也没找到。
“那不是布吗？”封耀松指着纱布说。
“用纱布？窟窿眼多大呀，能漏个人了。我开句玩笑。
“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
“别逗了，这么大的国家，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