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我陪伴着主席，心里一个劲咕脓。老人家已是三天两夜了……
忽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以手加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几步赶到主席桌旁，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放下手，布满红丝的眼睛望住我，倦吝已是无法掩饰。他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我张了张嘴，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低头又看又写。我不敢说话了。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多说一个字也会引得主席发脾气。
我来到厨房，自己动手烤芋头，不料还是惊动了侯师傅。他眨着两只焦急的眼，朝我嚷：“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就烤几个芋头？我苦笑摇头：“主席说让烤两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侯师傅闭口无言。他也不敢惹主席生气。
我烤熟了六个小芋头，放在一个碟子里端去。一进门．听到鼾声响亮。毛泽东睡觉打呼噜很响。他斜靠床上的靠垫，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就那么睡着了。这种情况我过去不少遇上，不敢叫醒他。毛泽东睡觉极少极轻，一旦入睡，不容惊醒，惊醒了必定发脾气。我把碟于放在暖气上。防止芋头凉。然后退到门口坐等。刚坐下眼皮就发沉，忙又站起来。站着不会睡着误事。
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一声。我忙进去，双手捧了碟子，小声说：“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拿来吧。”
我将碟子放在办公桌上，毛泽东过来坐好，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轻轻摇晃着身子，吟诵他过去作的一首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我朝窗外望望。可不是吗？天快亮了。他老人家剥出半个芋头，便咬下一口，边咀嚼，边继续剥皮，嘴里嘟嘟囔囔还在吟。见他自得其乐，我便悄悄退出屋，立在门口等候。我太困了，吹吹凉风可以保持清醒。
大约又过十几分钟，隐隐听到呼噜声复起，我轻手轻脚走进屋。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老人家头歪在右肩一侧已经睡着。
我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碟子准备退出。忽然感觉呼噜声与往常有异。探过头去仔细打量，接着又揉一揉眼。天哪，毛泽东嘴里嵌着半个芋头，另外半个还拿在手里，嘴里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吃声微微战栗着！我鼻子一酸，眼前立刻模糊，忙再揉揉眼。放下碟子，轻轻地、轻轻地去抠主席嘴里的芋头。
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惊醒了。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瞪住我，气冲冲大声问：“怎么回事？”
“主席！”我叫了一声，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讲不出。
“唉，’’毛泽东叹了一口气，“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呷。”他望着我说，“好吧，小封，我休息吧。”
为了使主席睡好，依照惯例，睡前我先挽他上过厕所，再帮他擦一遍澡。
毛泽东太疲倦，由于久坐血液不得流通，全身难受。我帮他擦背，他哼哼着说：“用点劲，好，再用点劲。”
大概是在外面灌了冷风，我感觉肚里有股冷气乱窜，便尽力往回憋。可是给主席搓背也须用力，于是，那股冷气便失控丁。
我放了一个屁，声音很大，脸也立刻跟着烧起来。在主席面前放这么响的屁多不好意思呀？
果然。毛泽东缓缓扭头，慢声慢气问：“小封哪．你在哪里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们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放了气。有气放出来好。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么。”
我扑哧一声笑了。紧张局促全消失，声音也变得自然：“主席真幽默。你说是气就是气吧。。
毛泽东也笑了，说：“活人哪个不放屁？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味也……”
从这一天起，我跟毛泽东就像家里人一样亲近随便了。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我丢下手中的语文书，忙朝主席卧室赶去。
进城后，毛泽东和江青分居两室，很少在一起三老人家的起居生活由我们卫士具体照料。
正如人们参观中南海见到的那样。毛泽东始终睡二张木板床。虽有五尺宽，大部分却被书籍占据了。后来我从电影中再见到那张床时，泪水便止不住流。床上的一切都和我三十年前第一次走进毛泽东卧室时见到的一样。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荞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
老人家躺在床上，斜依一个靠枕，正在读报。全国性大报自不必说，其余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主席每天都要过目一遍，看不完便在起床后接着看。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的生活除了开会，接见，外出视察，剩下来的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看书、读报。著书、批阅文件，就连理发的一点时间他也不浪费。他规定，理发只能用十分钟，剃须只许用五分钟。理发的十分钟他也拿了书报阅读，只有剃须的时候才释卷。
我替主席涮一条毛巾递过去。他放下报纸。用湿毛巾擦擦手脸。有时也随心所欲地用这条毛巾擦擦身体的其他部位。他丢下毛巾，便继续看报，直到看完那份报纸，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淡漠的目光凝视着前方某一点，石雕一般。
他在思考。他总是思考 思考、思考……
忽然，他眸子里闪出一道光亮，眼球轻轻转动，深深呼出一口气：“嗯，我起床吧。”
我帮主席穿衣。老人家喜欢穿旧衣服布衣服，穿着软和。他的内衣裤由我们卫士缝补浆洗，外衣制限送王府井洗衣店洗。不经主席同意，没人敢扔他一件旧衣裤，哪怕破得补不住。也没人敢擅自替主席买新衣，买来会挨批。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主席没添一件新衣。制服袖子磨破两次，都是送王府井织补好后继续穿。
毛泽东喜欢穿长筒线袜。穿到脚上，我才发现脚背上又磨破一个洞。我帮他脱下补，劲用大了些，一个洞变成了三十洞。
“主席，换双新的吧？”我抬起头问。
“嫌补着麻烦了？
“这袜子都糟了。
“我穿几天磨破一个洞，你动一动手就弄破两个洞，看来不能全怪我的袜子糟。
真拿他老人家没办法，越老越固执。我只好取针线将那破口吊几针，重新帮他穿好。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提醒：“主席，接见外宾坐就坐，别老往前伸脚。”
“为什么？”
“一伸就露出袜子了。家丑不能外扬。”
毛泽东笑了：“小鬼，就数你聪明！”
我把他的圆口黑布鞋拿过来：“走路也要小心，这鞋底磨得不比纸厚，踩了钉子就糟了。”
毛泽东不笑了，望着我认真说：“讲吧，都是老话。不讲吧，还真不行。这比红军时候强多了，比延安时期也强多了。艰难时期节约，可以说是逼的。富了还讲节约，没人逼就要靠自觉了。要靠思想觉悟呢。
我不免愧怍，龈颜地垂了头。
我照顾主席洗脸刷牙。我在他身边的十来年，老人家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抽污洗不掉，使用洗衣眼的肥皂洗。他也从未抹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刷牙的牙刷也是用到几乎没毛才换。而且不用牙膏，只用牙粉。老人家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在延安就是用牙粉，我用惯了。”
毛泽东吃饭，我侍立一旁观察。老人家不吃牛奶面包，吃豆粥小菜。一双毛竹筷子不时戳向辣椒和霉豆腐。每逢看到毛竹筷子。我总想起一个故事。
毛泽东外出，我们总要为他带上毛竹筷子，有次去广东，我忘了带。住宾馆，那里全是象牙筷子。要吃饭了，我跑去厨房要竹筷子。服务员笑道：“竹筷子？我们大饭店哪能用竹筷子？我们全是象牙筷子。无奈，那就用象牙筷子吧。可是，毛泽东不高兴了，说：“我们不用这么高级的筷子。”我忙又找服务员，从服务员家里弄来双毛竹筷子，一长一短一粗一细，不配套。我不安地将筷子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使用一边说：“不错。用着很好。象牙筷子太重，还是竹筷子好。”
饭后，毛泽东开始办公。我替他沏好一杯龙井茶，又将两支烟掰作四截，插入烟嘴。
毛泽东剧坐下，忽然想起什么，右手抬起来，由里向外轻轻一样：“你去吧，上课去。”
我心里一阵热。毛泽东这几天正忙，仍然没忘记我们上课的事！
那是1954年，毛泽东把叶子龙和李银桥叫去，提议办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他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我身边的人文化程度都太低，不学习不行。教育不普及，文化不提高，国家就富强不起来。他让李银桥从他工资中拿钱，由张管理员买来书包。笔墨、字典。作业本和课本，给负责他的警卫工作的一中队和我们一组的卫士每人一套，并且以他的名义请来老师为我们上课。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现在是我值正班，怎么好离开主席？我说：“现在我值班。不去了。回头可以找人补。”毛泽东说：“你去吧，把暖瓶放这里就行。你们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还能说什么呢？毛泽东极着重学习，他要求我们的事情他自己总是首先做到。那么大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