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段。我已忘了戏名。
毛泽东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著名京剧演员裘盛戎见到毛泽东后，也是紧张得喘不过气，说不连贯话。毛泽东对此很皱眉头。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伟大，但当时有些宣传搞得过分也是一个原回。把毛泽东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见了毛泽东就像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我虽然经常见到毛泽东，不那么觉得神秘，但也并没完全摆脱这种“神化”宣传和弥漫全国的个人崇拜气氛的影响。春节时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随手抓糖给我吃，我从来舍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揣兜里，带回去分给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这是毛主席给的糖啊！”我总是这样骄傲而又神秘他说。于是，同志们和家里的亲友也舍不得吃了，甚至不敢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况发生，但他有时也无可奈何。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非常想见毛主席，哪怕是远远望一眼呢。可她父亲解放前开一个小理发店，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出身不好。根本进不了中南海。她很羡慕我，常暗暗流泪，几次让我替她向毛主席问好。我对毛主席说：我们文工团有个小江，每次都让我代她向您问好，她特别想您。毛泽东连连说：“谢谢她，谢谢她。代我谢谢她。”毛泽东并不是想见谁就可以见谁的，他曾解释说：“我做事也得听党的安排，听组织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神化”宣传越搞越厉害。有一次我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连续接见红卫兵多累呀？弄个高高的凳子坐天安门上就行了。”毛泽东笑道：“那怎么行？真是孩子气。”我说：“有个小学生等您乘车检阅，等呀等，实在憋不住上厕所，才走您的车就开过去了。这孩子回来没见上您，躺在地上就打滚，哭昏过去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思索着什么很久没有说话。他后来又连续几次大规模接见了红卫兵。”
毛泽东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并且不大掩饰自己的感情。有次跳舞休息，我坐在毛泽东身边同他聊天。毛泽东关心地问：“你们练功累不累？”我说：“累。挺苦的，夏天腿往外一踢，地上就踢出一串汗珠子。有时候还会出事故呢。”毛泽东问：“练功还会出事故？”我说：“可不吗。听说天津一个剧团里，演哮夭大的演员翻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戳进……”
“哎呀，不要说了，”毛泽东突然打断我讲话，一脸不忍的表情，连连摆手：“别说了，不要再讲了……”
还有一次。跳完一圈舞坐下休息，我掏出一方演出用的红手绢，正想擦擦汗，毛泽东忽然说：“这是手绢吗？我看看。”他拿去那个手绢，翻来覆去看，眼里露出一种孩子似的新鲜好奇的神色，用惊讶的声音说：“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呀？
跳舞又开始了。我接回手绢，陪毛泽东跳入场地中间。
忽然，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吓一跳，毛泽东也不例外。音乐停了，跳舞也停了。原来是雕花木板墙掉下一块，有一米见方。好险哪，正好砸在毛泽东坐过的沙发上，板角把坐在旁边休息的一名女团员砸伤了。毛泽东随大家一起跑过去，脸上十分焦急，就像父亲看到女儿受到伤害一样焦急担心，连声问：“小赵，砸坏没有？啊？砸哪儿了？”小赵捂着腿咧嘴：“没。没啥，不要紧。毛泽东转身招呼工作人员：“快，快帮助检查一下，要抓紧治。”
1966年8月，我从云南边疆演出回来，特别想念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委员长。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务，可是春藕斋里的气氛已经全变了。变得冷清，变得沉闷。我再也没能见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当时的形势，我什么也不敢多问，见到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像过去那样说话随便，尽量避开政治问题，到年底，朱德和康克清也不来跳舞了，春藕斋里只剩了毛泽东。
毛泽东也很少来了，即使来了也显得郁郁寡欢，总是带着思虑重重的表情。有时显得很疲惫，有几次甚至连眼都睁不开，限度浮肿．眼里有红丝，深深地打着呵欠，勉强跳一圈就想离开。但是医生不允许，看着表计算时间，要求毛泽东必须达到一定运动量才能离开。
有些问题我想不通，不大赞成那种乱造反，为此得了个“保皇派”的帽子，不许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但是，毛泽东性格中有一种怀；日的感情，熟悉了便不愿换，也常打听我们这些熟人。于是。在我作了一番检查之后，领导又让我去中南海出任务了。
1967年的一天，我又来到了春藕斋。毛泽东很晚才来。我们正坐在沙发里打盹，都匆匆站起身来振作精神。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我，问：“小王，怎么好久没见你来？生病了么？”
“没有。”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站错队了，领导没叫我来。”
毛泽东稍稍一怔，摇摇头：“群众么，站错了再站过来就是了，也值得这么搞！
我陪毛泽东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厅突然使我伤感起来。就在一年前春节，我们还曾在这里表演节民那时的气氛多热烈啊。我们自编自演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给领袖们拜年。一拜毛主席。二拜刘主席，三拜委员长……还有许多著名演员跟我们一道联欢。可现在呢，我瞟一眼毛泽东经常坐着休息的那张大沙发，仿佛又看到参加“四清”回来的王光美坐在毛泽东身边汇报工作……景物依旧．只是人事已非。
“主席，”我小声说，“前几天我们统一去清华大学参加斗争王光美的大会。他们．他们用乒乓球做项链，给王光美挂到脖子上了……”
“胡闹！”毛泽东声音很大，显得有些激动不安，有些气恼。
我犹豫一下，又说：“刺大富还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
“蠢么！我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怎么还打人？”毛泽东不跳了，满面怒容，“他们都说拥护我，可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就是毛泽东那双曾经扭转乾坤的手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了。就在这一年，我也告别了春藕斋。我们全体文上团员都下列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第八章 红墙内外的生活
可以看出，他年轻时很英俊。他叫田云玉，说话带有淡淡的东北腔一一一
那次，主席去湖南。专列驶入空旷山野，他忽然命令停车。
主席外出巡视，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他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冈上。冈上有松，可以听到碉秋鸟鸣。他向小小石冈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他走得很快。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冈。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平凡未下了路基，踏着青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冈走去。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尾随着主席走，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我们发现罗蒙诺索夫（I＇KIVHKJIVQRSIT^M_MNMJMS，，主席走的路越来越难走，开始只是多些坎坷。渐渐地，出现了带刺的灌木丛和没膝的蒿草，便有人心疼自己的好裤子，犹豫着迈不出步。再看看那些走小路的人，已经快到冈腰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的路吧？摄影组的胡秀云住脚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主席在灌木丛和蒿草丛中艰难地迂回，兴致勃勃。可是，他的面前横了一条沟堑。
“主席，回去吧，还是绕那条路上吧。你看他们都快到顶了。”胡秀云指着冈上喊。
主席站住脚喘气，望望冈上的人，摇摇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绕回那条小路去，朝着冈上地。主席望着她婀娜轻盈的身影，笑着问我：“你是追她去呀还是跟着我走？”
我脸红了。那时，我和胡秀云虽不曾开始谈恋爱，但已经有些“敏感”。我说：“我跟主席走。”
主席又望住大家：“你们呢？”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主席说着将太平那么斜着划了一道，仿佛概括了一切不易表达的含义。我们几个卫士挽扶着他，寻觅，探索，过沟堑，绕陡壁，用十几双脚踩倒蒿草，膛开灌木丛，终于上了冈顶。我们出汗了，大口大口喘气。然而，我们马上忘记了辛苦。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大片大片的田野伸入朦胧雾气笼罩的天地尽头，河流湖塘像银线串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竹丛掩映的村庄，点缀在绿色的世界里，轻柔的炊烟在村庄上空袅袅游荡。我们聆听着诱人为风声和树叶喧哗的簌簌声，心房快乐得扑扑乱跳。有人伍忍不住朝着遥远的地平线喊：噢呵呵……
早上来的人已经兴趣索然，说：“我们比你们先上来，快了一倍多。”
主席问我：“你说这次谁的收获大？
我说：“咱们的收获大。”
主席环指早已上岗的人们说：“你们呀，不懂得享受。”
这件事过去了二十八年，对我来说却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田云玉带了回忆思索的表情，深深吸口气。又说：我说觉得这件小事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甚至反映了更多更深刻的无法一下子说完的内容……
我是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52年7月，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了，不愿去当会计。听说沈阳来人招工，去给苏联专家当招待员。那时，我们把沈阳叫奉天。以为全国再没有那么大那么好的城市了，便跑去报名。挤在报名人中不曾到前面，招工的人便先发现了我：“这个小鬼好。你过来，过来呀！”
我挤到前面，他简单问几句便说：“赶快回去准备行李吧，今天就送你走。
家里负担重，父母已不得我早些出去挣钱。打起一个小行李卷我就上火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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