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队长张一张嘴还想解释。
“不要你说了，你去吧！”毛泽东转身吩咐我：“你把孙勇给我叫来。
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毛泽东指着孙勇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是带着毛泽东的意图去调查，自然一去便下了水。游一趟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完全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毛泽东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毛泽东有了实证，形势明显变得无法阻挡。王任重匆匆赶回武汉，亲自组织游泳选手护泳，并且探水情，选地点。
出发前，毛泽东对我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他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要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于是，韩队长便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过一段时间，毛泽东消了气，又对我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就这件事办得不对……”他似乎有些后悔赶走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毛泽东一旦做过的事，即使有些后悔，也不会轻易再改。
毛泽东乘飞机从广州到长沙，游过湘江，算是准备活动吧。又乘飞机飞到武汉。“阻力“排除，毛泽东显出兴致勃勃，跃跃欲试。他谈笑风生登上一般客轮。过去他视察长江三峡，就曾乘坐这通客轮由重庆顺流而下。
王任重脸孔晒得油黑，嗓子有些沙哑，这些天忙坏了他。他站在甲板上指挥调度人马：四只小木船围绕过来，船上水中都有人，预备了救生圈。客轮上，工作人员将软梯放下水去。孙勇晃动着结实的身体，走在毛泽东前边，回顾毛泽东下水等候，孙勇顺软梯爬下，一边帮助毛泽东在软梯上抓牢蹬稳。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指着围绕过来的小木船下令。
有关负责人不敢再惹毛泽东生气，那样游泳的乐趣就没了。商量一下，让小船划走，只留保健医生的一条船，不远不近悄悄尾随。
孙勇已经下水，一边蹬腿踩水，一边伸出双臂，接毛泽东下到江水中。地点就在准备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处。
那天，我因为长了一身痱子，沾水杀得疼，所以没下水，留在客轮上看毛泽东游。毛泽东游泳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自如，一边和身旁的警卫人员及负责护泳的运动员谈笑，顺流而下游了十六七里。客轮缓缓跟进，当毛泽东游得心满意足时，便靠近过去，接他上船。
我赶紧拿一条毛巾迎上去。
毛泽东顺软梯一爬上船，便满面笑容朝我喊：“谁说长江不能游泳？啊，你怎么不下？”
我替他擦身，一边解释：“我是想游的，可我长痱子了，下次再游吧。
“那好，那好。这可是长江啊！”毛泽东披上浴衣，走进船舱。我帮助他擦脸，换好衣服。他显得容光焕发，走出船舱。
王任重等候在客厅里。毛泽东与他谈话，我把茶水送过去。毛泽东指着我对王任重说：“他叫小田。此人是赞成我游的。”
我冲王任重笑笑，王在重伸出手同我握一握。
毛泽东走上甲板，上面人很多，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我看他们挤得厉害，其中一名干部拼命想从人丛中挤道缝，能握一下毛泽东的手。我皱起眉头。一把拉住他，猛一拽，将他甩个趔趄，甩到了一边。那位领导干部很尴尬，悄悄瞟我，又朝毛泽东望。他渴望握一下毛泽东的手，又怕我挡在那里。我便有些心软。问问别人，才知那是湖北省委秘书长。他毕竟没敢再过来，搓着手在后面徘徊。
回到驻地东湖客馆，毛泽东召集柯庆施。王任重、曾希圣等部分省委书记在一楼会议室开会，会后便赶回北京接见外宾。接见前，毛泽东就像任性的少年一般兴奋自得他说：“罗部长不叫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十六、七里！明年六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这种兴奋得意之态，一直延续到接见开始。当外宾出现在面前时，他才恢复了平常公开场合所表现的那种庄严神态。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时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时，他一直坚持四项：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俗，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下；霜浴，深秋下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此，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
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
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时，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
退出来，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大惊。心里憧有些急。我兄弟姐妹六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拍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十二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于理于情都不该。
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封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十二小时班。我若走了，剩封耀松一个人，这里的工作怎么办？
心里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民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毛泽东看过电报，望住我问。
“我也没想好。”我为难地皱紧眉头。
“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日很好。”
“尽孝心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你还是回去看看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这里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你叫秘书来。”
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
毛泽东声音柔和他说：“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给你带回去二百元钱，作路费，也可以给母亲治病。
我的心一热，怦怦直跳。二百元钱！50年代，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
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嗯？”
“一百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注意些好。
我直恨罗秘书多嘴，可又不能张嘴要钱。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一百元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朝封耀松发牢骚：“妈的，罗秘书真不够意思，扣了我一百元钱！
罗秘书听到了，有些不高兴，说：“一百元差不多了，你也别太贪心。
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日双城县，没舍得买卧铺。
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儿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发问，毫不在意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母亲说：“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了。”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
我父亲结婚后，便与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深。爷爷一见我便哭出声，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
那时，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柞茧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尤其显眼。街坊邻居和旧日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有毛泽东给的一百元钱壮胆，去市场随手甩出一元钱，买回一挑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更殷勤，更多奉承。
大娘说：“从小我就着这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
大爷说：“我早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丑两酒的命，顶冠柬带盛威名。
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命运。”
我听着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地还是露了踌蹰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将家里情况如实作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说：“是啊，红老鼠，你的官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