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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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内外- 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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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望住我问:“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下头小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下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语。
  “嗯,”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一声,慢条斯理说,“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卫士值班分正副班。值班室有一个记事本,是交班日记。正班记录毛泽东的起居活动,副班记录江青的起居活动。其中,值班人员很注意交代毛泽东的睡眠情况。
  毛泽东睡觉难,一直服安眠药。有时服一次即可入睡,有时要服两次。那规律是:第一次服药后,擦个澡上床。继续看书,但不着文件了。卫士陪在身边替他做按摩。这也是他与卫士聊天的时候。聊与不聊、多聊少聊因人而异。若一小时后仍未入睡。便服第二次药。并吃点芋头或地瓜。第二次服药后一般即可入睡。若仍然不能入睡,他就开始表现烦躁不安。于是,保健医生便会视情况决定让他服下第三份安眠药。
  我们很注意照顾毛泽东的睡眠。夏天热,有时连白布单也盖不住。我们便在他人睡后再将白布单覆在他肚子上,以防肚子受凉。枕头上虽有凉席,他仍觉热,常用垫报纸的上办法。我们熟悉了。便事先替他垫好。
  毛泽东的床五尺宽,但是一多半被书所占。有次我发现他被子掉了地,灵机一动。便自作主张,找木工在他的床帮上加了半尺宽一条活动木板,睡觉时支起来,起床时放下去。被子便不会再掉地。毛泽东很高兴,夸奖我:“你很会动脑筋啊,说明你做事认真。
  中南海里一些熟人常说:“小田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很吃得开。”如今想来,我其实并不比别的卫士工作更出色。那原因大约反映在毛泽东对我讲的一段话中:“小田,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很愿意跟你谈心,我就喜欢你敢讲真话。”
  我到毛泽东身边时还只是个少年。老卫士讲话都是很慎重的。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注意立场、态度和大道理。我的年纪和性格决定了我讲话随便,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正面话反面话全讲。以后习惯了改也改不了。恰恰这一条毛泽东很欣赏。他曾抚着我头发说:“小田哪。你是个好人。我真希望你在我这里呆一辈子。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会想你的。”
  受到毛泽东喜爱,我不免有些骄傲,有时便显出盛气凌人。有次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列车员姚淑贤开门慢了些,我便发态度,同她争吵起来,甚至骂了很多难听话。事过之后也根本没往心里去。
  可是。姚淑贤含泪向毛泽东告了状。
  那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指着我鼻子责问:“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毛泽东严厉的面容使我吓一跳,收起往日那种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劲头,老老实实立正站好。
  “越来越不像话!”毛泽东的目光使我颤栗。“你去向她道歉。要当面检查,检查不好不要来见我。”
  这一来,我威风扫地,接连几天抬不起头。
  毛泽东发脾气毕竟简单明了,过去便过去了,无须多想。江青发脾气则不然。那时,各位首长的卫士们碰到一起,都说:首长好伺候,夫人难挡。在毛泽东的家庭里也不例外。
  那是在北戴河,我同江青的护士闹矛盾,把她骂哭了。我耍起态度来是很凶、很狂的,可是一见她朝江青屋里走去,便有些心怯。尽管嘴巴仍然硬:“你告去,妈的,告上天去我也不怕!”
  一旦副班卫士叫我会见江青,心便怦怦跳起来,脸热手凉。两脚发抖。可我还是强装镇定,作势作态从鼻子里哼一声粗气:“去就去!”
  踏进屋门的刹那,我强装出的傲气狂态便一扫而光,代之以惶恐委屈的神情,好像受了冤枉和伤害。我垂手而立,撅着嘴低下头。
  “你别给我装这副可怜相,我还不了解你?”江青大声说。“你好狂啊,你就敢欺侮到我头上!”
  我明白,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声不响。
  可是,我的打算落空了,江青命令:“你给我抬起头来。”
  真难堪啊。我勉强把头抬高一些,看到盛怒的江青和站在她身后抹泪的女护士。
  “你想于什么?这里盛不下你了?你向她道歉,现在就道歉。
  天哪,哪怕事后让我向护士个别下跪呢,也比这样好受些。我羞愧地茸下眼皮咕哝:“对,对不起……”
  “一声对不起就完了……刚才骂人的那股劲头呢?”江青不依不饶,抓住我不放,“你向她检查,你的自我批评呢?
  我眼里含了泪,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是因为认识到不对,而是因为自尊心受到难以忍受的伤害。
  “对不起。我,我不该耍态度。我、我骄傲,我错,错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冲决眼堤滚落下来。
  “都是我们把你宠坏了!”江青放缓语气坐下去。“我看你还翘不翘尾巴?你去吧。”
  我转身退出,一连几天没法子抬头见人。唉,我算把脸丢尽了,以后还怎么工作?我敏感别人的目光,敏感别人的微笑,敏感别人说悄悄话。我干脆钻进屋里躺铺板……
  然而,江青又派人来叫我了。我耷拉着脑袋走进她房间。
  “小田,你看这毛线怎么样?江青满脸微笑,用亲切愉快的尖声调喊我,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或者是她早已忘了?“你过来,到这边来。”
  我懵了,恍若梦中。机械地走到她身边。
  “怎么样,好吗?
  “好。我勉强吐一声。
  “这颜色你喜欢吗?”
  我点点头。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来,比量一下,叫小殷给你织个背心。江青的态度是那么亲切感人,叫护士量了尺寸,为我织了一件毛背心。当我穿上边件毛背心时,江青满意地打量着,说:“真不错,喜欢吗?”
  我蒲然地点点头。
  “走,选个景,我给你照张相。”
  江青的摄影技术确实不错。那张照片拍得很有艺术水平,摆在相集里很醒目。她说:“保存好,留个纪念。”
  于是,我忘记了曾经受过的羞辱,对江青很感激,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
  我渐渐恢复了活泼和自信,也恢复了自尊,又能在人群中自由自在说笑玩闹了。敢高兴敢生气,似乎甩掉了身上的包袱。
  那天下午,我接封耀松的班,是值江青的班。刚接班,正遇江青要外出。
  江青外出有几件必备的用品:眼镜。大衣。围巾和坐汽车使用的靠枕。由于刚接班,我有些手忙脚乱。准备好眼镜、大衣、围巾,还不曾找到靠枕,江青已经出门上车了。我以为靠枕在车上,便匆匆追着上车。
  江青已经坐到了司机旁;可是靠优并不在车上。我慌了,回头又跑去屋里找,越慌越找不到,。只好又朝汽车跑。江青正在看表,一见我空手而来,突然大发脾气:“你干什么吃的?小兔崽子!你下去,不要你去了!
  她叫卫士长李银桥顶替我上了车。汽车扬长而去,我心里一阵阵难过,泪水又溢满眼圈。
  小兔崽子,这声骂深深伤害了我。我像被霜打了一般发蔫,我想到了走。心里咕哝着,寻找申请调离的机会。
  申请不曾提出,又轮我值副班了。江青见到我,还是笑眯眯,还是那种愉快的尖声调,好像根本没骂过我“小兔崽子”。
  “小田,这几本书你拿去看看。这种历史书要多读,不懂历史就不懂我们的民族,也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
  我接过书,真有些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字你可能看不懂,那就查字典。要多使用工具书,提高文化主要靠自己。”江青语调变得更亲切,“会查字典吧?
  我点点头,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又消逝了。反过来责怪自己:唉,大概是我多心了。瞧人家江青是什么胸怀?这种小事从不记在心里。工作没做好,说几句我就受不了,也太少涵养了……
  但是,没过两个月。我又挨了骂。而且,她还提起了旧事。看来她并不是没记在心里。我寒心了,觉得没前途了。这时,她又表现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使我变冷的心重新热起来……终于,我从她送的历史书中得到某种启示:大概这就叫恩威并施吧?
  医生另有解释。说江青处于更年期,表现情绪不稳,急躁,脾气大。我年轻,不懂什么叫更年期。想像那是一种怪病,所以一到她身边就有些紧张,处处小心。不像在毛泽东身边值班那样轻松自在。我不曾对毛泽东讲过什么,但毛泽东还是有所察觉。有次睡觉前,他小声对我说:“小田啊,江青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喜欢发脾气。你们看我的面子,给我一个面子,不要过于计较。也就这几年,过去了就会好一些。”我好奇地问:“主席,更年期是什么病啊?”毛泽东笑笑,拍拍我脑袋:“你还小,以后大了就懂了。”
  卫士长李银桥可不像我,他和江青吵。就是在北戴河那次,为了打扑克他们吵起来,吵到后来变成了大哭大叫,陈年旧事全抖落出来,就像一个家庭里的人吵架一样。两个人争着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像家人闹矛盾闹到家长那里似的,在毛泽东面前哭着互相指责。毛泽东正批阅文件,不得不放下皂,站在两个人中间劝架。劝也劝不开,惊得我目瞪口呆。
  “不许吵了,我看你们再吵!毛泽东在中间喊,“你们还叫不叫我办公?出去,你先给我出去!”
  毛泽东让江青出去,江青还在吵。毛泽东喊:“闭嘴!你少说一句不行?”
  江青不说了,在那里擦泪。可是李银桥没闭嘴,又说两句。于是江青不干了。刚出门又进门指着李银桥喊。毛泽东往外推江青,接着往里推李银桥:“你怎么搞的?她不说了你还说?给我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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