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赦颜地闷声不响。
毛泽东笑了：“当然，挺精神的小伙子么，硬塞给你个麻子当老婆。也是不行的。总要自己看着舒服才好。而且，彼此都要看着舒服。”
我扑啼笑。毛泽东也笑，笑得很开心。
毛泽东收住笑，换了一种严肃的口气说：“一定要先看思想，看性格，其次才是长相。思想一致，性格合得来，婚后才会幸福。妻不然的话……”老人家稍稍停顿一下，眼神变得黯淡，叹了一声，“唉，是要背包袱的。
我没有做声。听卫士长讲，毛泽东说过江青是他的一个“政治包袱”。
到了合肥，在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我又认识了一位姑娘。看来我是到了该讨老婆的年龄了。跳舞时心里总发热，浑身细胞充血膨胀。精力多得用不完似的。我从前不像这么热情活泼，现在却被一致认为是“活跃分子”。很快我便同那位姑娘“谈”上了。她是安徽省话剧团的一位演员。
我们几名卫士间是无密可保的。小张。小田还有卫士长都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事情是我自己闹到了主席面前。
那天，我们和毛泽东一道吹牛聊天。这种时候是无话不说，没大没小的。既可以贫嘴，也可以动手动脚。
我首先发难：“主席，今天我要打瞌睡你可别怪，要怪怪小田。昨夜里他翻饼子，床板响一夜，吵得我没合眼。”
毛泽东感情丰富，有时候很容易相信人。见我一本正经，便认真起来问：“是不是娘老子又病了？
这下子小田可通红了脸。上次在北戴河，他接到家里电报：“母病重速归”。当时主席身边人手少，不够用。可是听到这个消息，仍然命秘书从他稿费里支一笔钱，帮助小田回家探母。小田回到家里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腾。一同，原来是想儿子拍了假电报。主席听到实情后，不但不批评，反而感慨万千：“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亲，天理难容。
田云玉急得两手乱划：“主席，他造谣，造谣……”
我一边笑一边说：“娘老子没病；是西子姑娘病了。那边相思。这边也睡不着。”
毛泽东随我们一道笑，冲小田说：“好事么，不爱不相思。
田云王手指头快捅住我鼻子了，叫嚷着说：“我们谈两年了，热了凉，凉了热，至于吗？他才是发高烧呢。主席你还不知道？他来合肥又跳上了一个。”
“真的吗？”毛泽东望住了我。
“没错。田云玉抢着说，“这么接着人家转，转晕了就甜言蜜语说悄悄话……”
我狼狈透了，周围是一片笑声。
张仙鹏说：“主席，我作证。小封跳舞跳上个对象，满不错的。”
我拔腿就逃，却被主席下令，让小田把我抓住拖回来。毛泽东问：“怎么个情况吁？别搞封锁。她叫什么？”
我有些忸怩。张仙鹏便说出那姑娘姓名，并介绍说：“跟咱们跳舞的那个话剧团演员。
毛泽东根据张仙鹏的描述回忆一番，望住我说：“小封，你是不是速胜论呀？”
我摇晃着身子不做声，那姑娘的舞姿总是在眼前晃。
“这个人好不好呀？她的情况你全了解吗？”毛泽东把身体仰靠到沙发上，接着说：“不要一时头脑发热，要多了解了解。”
隔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夫妇来看望主席。谈过几句话。毛泽东突然指指我说：“我们小封跳舞，认识你们这里活剧团一个演员小X，这个人怎么样啊？”
曾希圣夫妇互相问询，摇摇头：“不了解。”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小封，又年轻又机灵，小伙子不错吧？”
宵希圣夫妇笑着连连点头：“主席身边的人，那还用说吗？”
毛泽东说：‘，怎么样，帮个忙吧？你们本乡本上的，帮助了解了解。
曾希圣夫妇说：“行。这事就交我们好了。”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情况了解来了。对主席说：“哎呀，不大适合。女方比小封岁数大，快大三岁了。”
“这不算大问题吧？”毛泽东望住我，“女大三，抱金砖。何况人家长得年轻。
我虽然不语，却遗憾地低下头。
曾希圣夫妇又说：“还没讲完呢。她已经生过小孩，是离过婚的……”
毛泽东又望住我问：“怎么样？小封。给你个拖个油瓶行不行啊？要说心里话。”
我真难为情，可还是摇了摇头。
毛泽东笑了，安慰一句：“关系还没确定，还是自愿为原则。”他对曾希圣夫妇说：“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方方面面满意些的姑娘。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对不住你们那位演员了。
曾希圣夫妇刚走，毛泽东便捅了我一指头：“懂了吧？失败主义不行，速胜论也不行，看来还得搞点持久战。
然而，有毛泽东帮忙，我便不曾打持久战。
上庐山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妇来看望主席。谈天中。毛泽东对杨尚奎的爱人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你那边老表很多么，帮忙找一个吧？”
水静笑着说：“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一个个都长得那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问。
不容我张嘴，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哄喊起来：“好啊，江西老表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眼珠朝上转着略一思索，说：“你们一八七号楼的小郑好不好？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李银桥跟着说：“能在主席身边服务，也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像办完一件大事似的，朝沙发上一靠，把腿伸出去放松，便露出了补丁线袜。满意地说：“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于是，我和郑义修同志谈上了。庐山会议开得紧张激烈，我们俩悄悄密密谈得轻松愉快。下山时，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
以后，每逢我陪主席散步聊天，主席总要问问：“小郑给你来信了没有呀？
“来了。”我把信递给主席，请他看。回信也要请他看，请他修改。毛泽东每次都要认真帮我改错别字，一边改一边说：“要加强学习。写了错别字人家是要看不起的。改过的错字你要记住，下次不能再写错。”
终于。有那么一封信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说：“小郑发信号了。你该朝前迈一步了，升升温。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么。”
于是，以后写信我便加上了“亲爱的”。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有时，我的脸红了，不自然地掏出信。毛泽东哈哈一笑，手在胸前划一个弧：“不看了，不看了，大局已定，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
1961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和郑义修同志结婚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去看毛泽东。他满面笑容，让我们坐他对面。毛主席望住我爱人问：“小郑，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比小封小三岁。爸爸妈妈干什么？
“退休了。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
“那好么”要孝敬父母。连父母都不断孝敬的人还肯为别人服务吗？当然不会。”
我悄悄捅小郑，她便起身走近毛泽东，剥一块水果糖：“毛主席，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
“好啊，甜甜蜜蜜。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说：“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多爱护，和和睦睦，白头到老。
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
上午十点多，风停了。阳光很好，但是天气依然冷。我理正衣冠走进毛泽东卧室。
老人家又是一夜没睡。
桌子上放着各地来电，特别是安徽。山东，各专区报来了死亡人数。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游窜。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寻找一切可以咽进去的东西，咀嚼，吞咽。他们的胃口惊人，仿佛就是一块铜铁也能消化掉，变成热力，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求“有朝一日”……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倚着靠枕看文件。
走到床边，我发现他眼神忧郁，目光黯淡，一动不动。他在沉思默想。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的皱纹刺得我心疼。头发一根一根悄然变白。半年多来，我帮他按摩时，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按下去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老人家已经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工作一天。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送上门来一同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将文件放在身边摆满的书籍上，小声说：“小封啊，我起来吧。”
我递过去衣服，照顾老人家起床。他穿衣过程中，始终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起来便走到沙发旁，坐下。由于营养不良，他体质下降。思考问题不再走来走去，喜欢坐着。
我理好床铺，回头望着毛泽东。他面对着我，却并没看我，好像面前是一片荒野。独个儿神情郁郁，忧思重重。
“主席，我给你煮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头，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指。我帮他取烟。没有折断，整支递给他。他下意识地在手中揉捏，依然在思考、思考……他吸气时没有声响，呼气又粗又重，清晰可闻。我感觉他呼出的气湿漉漉的，他的心在流泪。昨天他拿着报告饿死人的电报，便是这样呼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