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他讲了，大家都在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身子都淘空了。杜政委也知道这事，脸色缓和多了：“你们怎么不想想办法？”话是这么说的，可又有什么办法？部队缺医少药，医疗条件也不好。就是打仗负伤了，给伤员洗伤口，也只能用盐水，俗话说，在伤口上撒盐，疼痛可想而知。药品都是靠打仗缴获来补充，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有时有的重伤员，没办法抢救，只能在他跟前放些干粮、银元，让他自己找条活路。拉肚子就更不是个什么大问题了，只能靠自己硬撑着，说来也怪，大部分战士都撑过来，后来有的同志都习惯了，再吃稻谷也没事了。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我们也有经验了，看看老百姓是怎样舂米的，学学人家，这才慢慢好些。但还是不行，断粮也是经常的，就只好搞些盐水汤喝，生活是很苦。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下马威（2）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是个知识分子，看地图、打仗很厉害，字也写得好，会编顺口溜。他编的顺口溜不但在六纵广为流传，其他纵队也几乎人人所知，这说明他的顺口溜还是很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其中这几句流传最广：“吃大米，铺稻草，一不小心就摔倒”、“大路不能行车马，小路不到一尺半”、“大别山多小道，无数英雄光摔跤”，说的就是大别山的路。
提起大别山的路，当年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老人们都摇头。国民党军九江指挥部编写的《大别山区兵要简志》中也曾记载：大别山地区，“山脉重叠、绵亘，其在英山东西延线地区，南向斜面较缓，多属丛林，茨蔓杂生，故名阴蔽地，部队通讯与运动均困难”；“其在立煌东西延线，属山脉之山峰地区，北向斜面急峻，大都荒山僻地，通视较易，攀登困难”；“至潜山、霍山、立煌、英山间地区，均属崇岭深谷，人烟稀少，近似不毛之地”。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原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说：
现在想想，我们去大别山是太仓促了，准备得不充分，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重武装、辎重部队应该留在解放区，但我们还是带走了，到大别山就成了包袱。纵队有个辎重营，打羊山时发个“小洋财”，搞了几百辆运送弹药的车，就是那种一匹骡子拉一辆的两轮车，跌跌撞撞地到了麻城腾家埠，那里河多桥多，桥都是用石板搭的，车子从上面过时，一下子就卡在石板中间了，一辆车都得花上半天工夫才能过去。部队要行军，时间耗不起，只好把辎重车烧掉、炸掉了，动员排以上干部、党员背炮弹，这也不行，天天行军，有时一夜要走上百里，吃的又没吃的，谁能受得了？只好把炮弹又埋掉了。迫击炮也很重，带不走，只好挖个坑，上面盖上土，处理掉了。辎重营也就没了，全编到纵队炮兵营了，炮营实际上也没多少炮了，几乎都成步兵了。十七旅在麻城严家河也把几百辆辎重车推下了水塘，重机枪也埋了不少。我们十八旅是在麻城和英山之间，把多余的武器砸掉，把枪拆开，枪栓埋个地方，枪筒埋个地方。枪都是好枪，埋了很可惜，可不埋了又没办法带上，许多人都流着泪把枪埋了。再一个就是该准备的没准备，主要就是马掌，北方的马到处都是，马掌哪里都有，所以大家也没在意。到了大别山一看，人家用水牛，根本就没有马，你问人家有没有马掌，人家还不知道马掌是啥东西。马没掌不行，打一鞭跳两下，就是不走。营以上干部配有驮马，副营级是两个人用一匹，上边也来了命令，把驮马杀吃了，一来是没吃的，二来是行军不方便。越往里面走，路越难走，只好又把驮枪驮炮的也杀了。饲养员都是华北的，对马有感情，可不杀又不行，要杀马时，他也不拦，先给马磕个头，然后再洗一洗，看着就让人心酸。车马炮全扔了，可还解决不了行军的问题。大别山那地方，秋天雨下个不停，整天都是阴雨绵绵，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走着走着，哧溜一下，一个人不见了，再一看，掉到稻田里，浑身都是泥水。没掉下去的，摔跤时是两腿劈开，骑在田埂上，大家说这叫“骑马跤”。一个晚上行军下来，没有人不摔跤的，许多人的屁股都墩肿了。有个晚上，我就整整摔了四跤。
六纵在大别山行军
路再难走，咬着牙都还能忍受下来，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没鞋穿。到了大别山，几乎所有的战士脚上穿的布鞋都磨透了，没有袜子，就赤着脚行军。大别山的老百姓又很穷，家里有双布鞋也舍不得穿，走亲戚了，路上就拎着，快到亲戚家了，才把鞋穿上。大别山的老百姓脚底下的功夫是从小练出来的。北方的战士就不习惯了，他们不是没有打过赤脚，那是在北方的平原，脚下都是黄
。。
下马威（3）
战士们在打草鞋
土地，也不觉得苦。大别山的石头又很多，一天下来，脚板底下都是鲜血淋漓，路上都是鲜血点点，看着触目惊心。
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六纵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别山天气不好，又是天天行军，这个脚还真不好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山上有个老乡的茅棚，有两个战士跑去烤脚。区队长就把我喊过去说：“你们班有战士在老乡那里烤脚，你怎么不去管管？”我就过去喊他们：“你们怎么不守纪律，随随便便就到老乡这里来烤脚？”他们两个忙走了。我赶紧脱下鞋，也烤了一下。本来不用我去喊的，我让战士去喊就行了，我就是也想烤烤脚，这才亲自去喊。当时，我一边烤着脚，一边心里想：将来胜利了，能到一个茅草棚里，升上一堆火，烤烤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六纵在1947年4月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