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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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4）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下马威（5）
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下马威（6）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