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
，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1986年，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重访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他们说起这事还很后悔：“当年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有的说：“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1947年10月份，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二营奉命保卫野司，团里很重视。营长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了，一直没配。团里专门派参谋长沈伯瑛跟着我们指导工作。我当时觉得担子很重，因为部队里的解放战士已经达到了70％左右。我和沈伯瑛研究了一下，决定对这件事绝对保密，除了营里干部知道，连连里干部都不知道。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不像是地方土顽。野司要马上转移，我们忙带着部队上了山，没有来得及检查群众纪律。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我报了个假情况，说检查过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事就是查出来了，也无非是给我个通报，处分我一下，但要是野司受到了损失，我就对不起党和人民了，是千古罪人了。我当兵以来，这是唯一报过的一次假情况，欺骗了领导，很不应该，但我以后更注意群众纪律了。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2）
我们是在金寨县过的元旦。平常邓政委没事就把我和沈伯瑛叫去，问问部队情况，有时让我们听听新华社广播，他随身带了个收音机。元旦前一天，邓政委把我们找去，说明天就是元旦，部队集合起来，我去给他们讲讲话，拜一下新年。我吃了一惊，因为部队还不知道自己是在警卫邓政委，野司本身有个警卫团，我们只是负责占领外围制高点。虽说有两个来月了，但也只有排以上干部知道，战士们70％是解放来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对邓政委讲了，邓政委说：“有什么，不都是解放军嘛！”第二天给我们讲了话，说的最多的还是群众纪律。
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指导员阎代举回忆说：
我们进入大别山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宣传和威胁，开始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加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围追堵截，使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在山林里拖着敌人转，战斗频繁，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重武器装备也几乎弃之一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对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能否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表示怀疑。怕苦怕累，发牢骚的人多了起来，个别违犯群众纪律，如偷放群众鱼塘抓鱼吃之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给部队讲话，说明进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鼓舞部队士气，并对一些错误现象，进行了耐心而严肃的批评。1947年10月初的一天，我曾在大别山北麓光山县王家大湾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亲耳聆听过邓政委的讲话。
邓政委首先讲了我们到大别山后取得的初步胜利和全国各大战场形势的变化，接着便谈起了我们当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还着重讲了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问题。他批评了部队中出现的放群众鱼塘水，抓鱼吃等现象。他很生气地说，现在这些人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丢在脑后了。敌人在那里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群众一时不明白，有的到现在也不敢回家，你再在那里搞些名堂，群众会怎么看？他们还怎么相信我们？邓政委严肃地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简单的规定，它是我们党政策的体现，是我们军队宗旨的体现，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革命法宝。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破坏群众纪律，就一定要严肃处理。
1947年12月31日，邓小平和野司几位首长路过金寨县关王庙地区。二纵五旅派出的工作队正好在这一带活动，工作队由纵队###部长江川负责。江川想到明天就是新年了，大别山生活艰苦，应该给首长们送点礼物，他就准备了一些羊肉、鸡、米花糖等好吃的东西，派人送了过去。
原工作队成员杜炳如后来回忆说：
邓政委见到后，再三查问东西是哪里来的。当他知道了这些都是群众送来的慰问品时，不但礼物不收，还叫马上把东西退还群众。邓政委说：“接受群众慰问品要分个时间、地点。这里是新区，群众一方面生活很苦，同时对我军又不够了解。因此，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是为群众多办好事，要尽一切办法去团结他们，发动他们，眼前还不是接受慰问品的时候……”
江川立即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向下面进行了传达，并组织了检查，凡是有接受群众慰问品的，一律马上退还了。
杜炳如还回忆说：
两天前，邓政委路过商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政委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他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政委答应帮他调查。第二天，首长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家寨地区，宿营时遇上了我们工作队陈科长带领的工作组。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条牛。邓政委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3）
这次见到了工作队负责人江川，邓小平就问他：“你们那位陈科长把老乡的牛送还没有？”
江川回答说，已经由陈科长亲自去送还，并当面给老乡道歉了。
邓小平听到这里，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有一次，刘邓率指挥部由豫南下鄂东，在麻城县境夜行军时，副政委张际春发现路上有不少甘蔗叶子扔得到处都是，他断定是过路部队拔老乡的甘蔗吃了。张际春当时就十分生气，到了宿营地后，他顾不得睡觉，亲自给附近部队的领导一一打电话查问，最后还派了组织干事张涛去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并向老乡进行了赔偿、道歉。
在刘邓首长的严格要求下，各个纵队都进行了纪律整顿。原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加强部队纪律；我们旅党委还专门作出了具体规定：不准到老百姓水塘里放水抓鱼；不准砍群众田里的甘蔗吃；不准用群众的柴火烤火做饭；不准进群众的内房住宿；不准上群众的厕所等等。从旅、团到各连均设有纪律检查组，每次转移后都要检查：借的东西还了没有，睡的稻草放回原处没有，院子里打扫没有，有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反纪律的，不论是谁，一经发现，从严处理。十八团直属机枪连副指导员在水塘边抓了些鱼，捡了几个鸭蛋，团党委发现后，命令他把东西送还老乡，给他撤职处分。部队驻在麻城商石桥，有个小孩爱和团直通信班长小赵逗着玩。一次两人玩枪，不慎走火，打死了小孩。军法无情，部队召开了公判大会。会场上，孩子的亲属抱住赵班长失声痛哭，请求上级别处决他。但是，团领导为了严肃军纪，仍然进行了严厉惩处。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84页。
六纵也很重视纪律和教育养成，特别是杜义德政委，对群众纪律更是毫不含糊，连许多机关部门首长都害怕他。
杜义德是解放军里一名能征善战的杰出将领。1912年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27年参加革命，16岁时参加赤卫军，第二年加入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从一名普通战士，一直干到了红军师政委、师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正副司令员及政委职务，而且这些职务也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曾讲到：“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这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