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饶漱石利欲熏心伸手要官被捉，结果弄了个鸡飞蛋打。
陈毅不伸手要官，毛泽东偏偏要把他从下面调到中央来工作，让他负更大的责任。
闽西古田会议以后不久，他就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了，从此以后一直在下面。
如今要到中央工作，又要回到毛泽东身边了，陈毅的心情自然十分振奋。
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1）
由于毛泽东的亲自点将，陈毅到中央工作这件事很快变为事实。
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国盛会上产生了国家最高领导人，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后经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决定，分任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也参与国防工作，上海市市长职务不变。
国庆之夜，天安门城楼上张灯结彩，欢声笑语，共赏绚丽多姿的节日焰火。
在宾客满座的贵宾休息室里，陈毅副总理在座位上时而左顾右盼，时而若有所思，他正在等待机会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交谈。
后天他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欧洲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些事要当面请示与商谈。
此行对陈毅来说意义重大，意味着以此为开端，他的阵地将逐渐转移到外交战线上来了，这是他人生道路的又一次重要转折。
这一出访东德的使命，是五天前邓小平在中南海勤政殿通知陈毅的，并被告知此后他的工作将转向外交方面。
当晚陈毅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工作转到政府方面和外交方面，已完全解决了。
瞻念前途，实有绠短汲深之惧。”
“绠短汲深”，是陈毅自谦之辞，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他所说的“惧”，正是这种严格要求的表现。
他不把自己看成天生合格的外交人才。
他曾这样描绘过自己：“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
“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其实毛泽东是知人善任的。
他喜欢陈毅的正是这种“临事而惧”的长处，这种如履薄冰的谨慎。
他早就对陈毅的外交才干有所了解。
他听人说过，陈毅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曾同中国驻法公使多次据理力争，弄得那个老外交官竟然私下向这位年轻的学生代表讨饶。
他还听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濒于崩溃的起义军余部辗转来到粤北韶关西河坝。
时值严冬，部队无处挡风御寒，号房子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投宿的教堂，却受到一位外国神甫的严词拒绝。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由于陈毅的及时出现，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陈毅用法语同神甫交谈了几句，那位神甫居然高高兴兴地敞开教堂大门，欢迎部队官兵们进住。
在井冈山，有一天毛泽东和陈毅漫步在山道上，陈毅忽然心血来潮地说：“将来革命成功之后，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泽东随即朗声笑道：“我看很好，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请你出任外交部长！”
他对陈毅在延安期间表现出的外交才干和在统战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更是记忆犹新，有些事情仿佛就在眼前。
在天安门城楼上，陈毅终于等到毛泽东与外宾应酬的间隙，上前请示，问此次东德之行有何指示。
毛泽东说，除参加他们国庆，增进中德两国人民友谊外，请你注意对整个德国的情形做一番考察研究。
10月5日，陈毅率代表团抵达柏林，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访问并参加其国庆五周年庆典。
陈毅对毛泽东的指示心领神会。
他知道以前毛泽东提出过“中间地带”的理论，后来因为国际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两大阵营”的理论而实行“一边倒”。
现在毛泽东对整个德国发生了兴趣，陈毅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战略思想新因素的出现。
在东德期间，陈毅对了解整个德国的情况特别是联邦德国情况方面舍得下大力气，对德国工业恢复情况、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移民、战俘、外国驻军、知识阶层情况等等，都一一详细摘记和认真分析，还邀请了一大批教授、学者、艺术家、工人代表进行交谈，尽量了解第一手材料。
访问回国后，陈毅向中央上报了有关德国情况的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对东、西德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了中肯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1955年4月7日，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下午3时飞抵重庆，当晚住宿曾家岩，第二天继续飞昆明，上午11时半抵达。
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陈毅虽然是首席代表周恩来最重要的副手，而陈毅则自谓：“我这回老老实实当一回练习生，跟代表团出去学习！”
一到昆明，就接到北京传来的电讯：据悉，蒋帮特务拟于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途经香港时实施爆炸破坏，请代表团注意安全。
这一消息原在意料之中，没有给中国代表团带来大的震动。
早在这年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即已侦悉蒋帮特务密谋在香港、印尼暗害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成员的行动计划。
十五、“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以后（2）
离京前，周恩来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蒋特动态，及时向他和中央有关领导人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通报。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与应邀届时去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依姆共商亚非会议有关问题。
周恩来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
此次中国代表团经重庆到昆明就是为的先访问仰光后再转赴印尼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
因工作需要，另有中国工作人员8人（其中记者5人）、越南官员1人和奥地利、波兰记者各1人，拟由香港直飞印尼。
由于这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也没有开通直飞印尼的国际航线，决定无论从香港出发的人或是经由仰光去印尼的人，一律都乘坐包租自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这次准备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倡议召开的，以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合作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五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
2月10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表示中国“决定应邀派遣代表团出席”。
从亚非会议筹备召开之日起，美国政府和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抱着仇视态度，并极力进行破坏。
会前，美国政府极力挑起一些与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胡说什么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煽动出席亚非会议的国家同他们一起“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共产党政权。
蒋介石叫嚷现在是他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除了指使所属特工对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加紧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外，还批准了蒋帮安全局直接针对周恩来的暗害计划。
北京传来的信息，说明美蒋策划的破坏活动正在加紧实施。
但这没能阻止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按既定计划安排活动日程。
4月9日，代表团一行按计划游览昆明风景区，先后到达玉峦山、竹寺、龙门、太华山等地。
在太华山，他们一行游览了殿宇宽敞、金碧辉煌的太华寺，又登望海楼小憩，居高临下地观赏湖光山色和田野村舍，兴致颇好。
望海楼上任可澄的题联引起许多人驻足观看，一个个啧啧称奇。
陈毅对这副题联也发生了兴趣，口中念出了声：“二十载重来，湖山大好”，不禁大发感慨。
他转过身来，对众人朗声说：“诸位，我提个建议：二十年后，我等当在这里再次聚会，再次享受这里的良辰美景。
谁有不同意见？”
话音未落，立刻引来满座的响应声。
“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这是周恩来的声音，大家顿时都把脸转向他，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君等届时再来，当追念故人于地下矣！”
又是一片开心的欢笑声，都说周恩来的话言过其实，到那时总理一定身体健康，与大家再次同游太华山不成问题。
反对最力的要数陈毅。
他认为周恩来远较同行诸人精力充沛，二十年内先入地下的不会是周恩来而应是他陈毅等高血压患者。
他故意粗门大嗓地打趣说：“信不信由你！请记下此言，让湖山作证吧！”
又是一阵阵开怀大笑。
随后代表团一行又驱车去昆明西南的安宁县游览，那里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汤”的著名温泉和幽美的自然景色，使人流连忘返。
这时，只有陈毅最清楚，表面上轻松愉快的周恩来心事重重，对付蒋帮特务的阴谋破坏牵扯了他很大精力。
当晚回到昆明住地，周恩来就要通了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保密电话，要值班人员以他的名义向外交部通报蒋帮特务可能进行的破坏，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先期到达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