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禁顺着叶剑英注视的方向张望，只见周恩来以手支头，正强制自己驱赶睡魔，努力使自己的眼皮不致耷拉下来。
可是所有努力都没有用，周恩来的手滑落了，头重重地点了一下，沉重的眼皮终于合拢起来。
尽管这只不过短短一瞬，周恩来很快又恢复了坐姿，两眼重又炯炯有神，却深深地刺痛了他。
周恩来精力过人是出了名的，如今却支持不住了，这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难过：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居然当着那些无时无刻不伺机将其打倒的对手的面打瞌睡，说明周恩来的精力确实大不如前了。
散会了，陈毅和叶剑英走在一起，两人都心事重重。
叶剑英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眼看着周总理累垮了！”
陈毅无言地点点头。
一天，陈毅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主动登门看望周恩来，一见面就说：“总理，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放炮。
我愿意检讨，争取早日得到群众的谅解和信任，使外交工作尽快回到正轨！”
“这个态度好，为了大局，个人就受些委屈吧！我知道你迟早会带这个头！”
周恩来喜出望外，显得格外激动，“你早些把检讨写出来，不要太长，写好拿给我看看！”
周恩来早就对陈毅说过，国家这么大，外事工作更是千头万绪，希望陈毅带头向那些造反派作个检讨，认个错，免得那些人无休无止地纠缠，好腾出手来工作。
还说，他现在精力不济了，很需要一个帮手。
可是陈毅认为跟军校学生们的两次讲话符合党的一贯传统，符合党的政策，无非要学生们按党的要求办事，顾全大局，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没有什么错。
周恩来知道陈毅的脾气，也不强加于他。
所以这件事就久拖不决。
现在，他虽然弄不清陈毅何以有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内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陈毅的检讨连夜写好了。
对陈毅来说，为了得到造反派的谅解和认可，不得不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周恩来亲自对陈毅的检查稿进行推敲和修改，又对一些造反派耐心做工作，连许多细节问题都考虑得十分周到。
1月24日下午4时，陈毅在周恩来陪同下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两万多人参加的检讨大会。
正厅里座无虚席，四周边厅里也坐满了收听会场实况转播的学生。
会上，陈毅当众宣读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又经过周恩来修改定稿的检查——这是他一生中几件最难堪的事情之一，迫不得已骂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
因为说的都是违心的话和“文革”中的套话，始终无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连他自己也觉得除了大扣帽子之外，实在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
他心情沉重、语调缓慢地说：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和压制了一些革命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派出一批工作队，从约束群众、限制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
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陈毅明明知道，自己的检查是违心的，也是蹩脚的，说了不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话，还被迫把刘邓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硬扯在一起，甚至把派工作组的错误说成采取了国民党“训政”时期的一套办法，实在是有损人格，给自己脸上抹黑，心里当然不好受。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篇被逼出来的违心检查，竟赢得了一阵长久而热烈的掌声，表明了他为外事口两万多造反派所接受，他的检查过关了。
二十五、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3）
掌声一停，周恩来用心良苦地走向话筒，边走边挥手致意，连声说：“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显然为第一个副总理的被“解放”而高兴，为多了一个靠得住的好帮手而高兴，近来一直绷紧的脸上，难得绽开了笑容。
接着，他利用总结发言，不失时机地为陈毅说好话。
他说：“……陈毅同志的检讨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
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
“我希望同志们给他一个机会，考验他这样一个老同志，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帮助他。
以同志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你们的帮助比我一个人好，我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
二十六、“我也要造他们的反”（1）
陈毅成了第一个被“解放”的副总理。
照说从此他可以放下包袱，振作精神，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但是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变化，他的心情依然沉重。
全国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自然对军队也带来影响，使军队一度失控。
各大军区军政领导人纷纷来京“避难”，驻京军队领导人也处境困难，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另一派藏起。
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等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干扰了部队的正常秩序，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军事指挥和战备任务，一旦发生外敌入侵等险情，后果将不堪设想。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在京军事机关和各大军区的领导人首当其冲。
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先后被揪斗，局面日趋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新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元帅和叶剑英元帅，在1月20日北京京西宾馆军委碰头会上极为生气。
江青明明知道肖华被造反派抄了家，肖华本人因及时转移，才免去被揪斗之苦，却故意阴阳怪气地说：“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徐向前不满江青贼喊捉贼的伎俩，气得拍桌子，茶杯盖子被震到地上，摔得粉碎。
叶剑英也拍案而起，怒斥道：“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由我承担好了！”
江青见两位老帅动了怒，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知趣地找个台阶下，没再纠缠。
老帅们“大闹京西宾馆”的消息，很快在北京、在全国传开了，传得沸沸扬扬，江青倒成了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雄。
军队是国家、民族的柱石，军队不能乱。
老帅们目睹军队不稳，忧心如焚。
徐向前眼看肖华、杨勇先后被揪斗，再也坐立不安了，多次与中央文革联系，却得不到回答，几次要求面见林彪，也被一再拒绝。
在一再受阻的情况下，徐向前毅然于1月24日夜坐上汽车直闯林彪住地毛家湾。
这时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听了徐向前有关军队要稳定的意见以后，看到此事关系重大，军队乱了对他也不好，便一起研究了稳定军队的几点办法。
这几点办法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徐向前又请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三位元帅一起到钓鱼台同中央文革共同讨论定稿，最后形成七条。
林彪把这七条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随后毛泽东又思忖片刻，提笔加了一句：“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就是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由来。
《军委八条命令》是稳定军队的一个重要文件，对造反派的行动有诸多限制，如一切军人“不得擅离职守”、“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等，对稳定部队确有好处。
所以，当《军委八条命令》传到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中间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普遍欢迎。
陈毅认为，《军委八条命令》是一个好文件，外事口不妨也采用这个办法搞它几条规范自己的行动，以逐步制止外交战线上的混乱局面。
2月7日清晨，陈毅打电话给乔冠华，请他同宦乡一起来中南海家中商量此事。
乔冠华和宦乡如约按时来到。
陈毅快人快语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请二位来，是想搞一个几条规定或指示一类的东西，愿意听听你们的高见。
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内外有别。
国内运动，不能把外国人也牵扯上。
我们是不是也规定几条，比如不得把外国人拉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诵毛主席语录，等等。
总之要内外有别，不要用我们的一套去强加于人，不要因为我们国内搞运动而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
乔冠华何尝不想纠正外交战线的混乱局面呀，他了解自己老上级的一片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良苦用心，也了解那些造反派的傲慢无理，中央的红头文件尚且各取所需，外交部发下去的几个“条条”，哪里还会放在他们眼里？但他不想泼陈毅的冷水，说搞这么一个东西不容易，得有根有据，得花些时间查看有关各国对外交往的资料，等有个眉目了再回话。
陈毅看出乔冠华略显迟疑的表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