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不会反对的。跟德国人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也许，斯大林同志也需要您作翻译。我调您到我的秘书处，作德国问题助理……”我的外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期——1939－1940年间——外交人民委员会里来了许多新人。莫洛托夫招来的一批外交官，战后都出了名，譬如葛罗米柯，索波列夫，扎鲁宾，古谢夫，维诺格拉多夫，斯米尔诺夫等等，都是理工科出身，鲜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们甚至从未想过外交的前程。他们都是区党委的派遣，或者像我一样，由于偶然的机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所以，有时会莫名其妙，他们的命运为何是这样的。安德列·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问，他是个经济师，何以会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并提出可能的解释说，他有时就有关国际问题开讲座。但关键在于：三十年代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清洗与其他政府机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承办斯大林交给的任务。这四人挑选并批准了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虽然他在回忆录中仅仅想起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1940年，当我转调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时，那里跟奇切林、李维诺夫共过事的外交官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占据了前不久被镇压的“列宁式”外交官们余温犹在的位子。我是特别委员会的两个成员——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接收到外交人民委员会来的。显然，马林科夫对此没有特别关心。但贝利亚记住了。难道正是因为如此后来我身上才出现了跟他有关的问题？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十二月底，我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我重新回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苏美关系助理。这一次我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从那时起，斯大林叫我去做翻译，不过不是莫洛托夫所预计的那样，跟德国人的谈判，而是跟美国人，英国人会谈。
饥饿年代（1）
我在少年时代便亲身经历了出于宣传目的而集体造假的事情。 1929年，素以粮仓著称的乌克兰发生饥荒。冬天，每天上班的路上几乎要穿过成堆的尸体……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限制消费…… 为了生计，我转调到“国旅”当导游。 乌克兰发生饥荒——这在从前是不可思议的。乌克兰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民勤劳，在内战和“军事共产主义”年代，虽然紧紧张张，但依然能够养活自己，新经济政策伊始，一季的收成就能够让人们吃饱，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饥荒！并且是在和平时期！ 1929年秋天，当我们从南方回到基辅之后，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每个角落里都是蔬菜水果摊贩，国营和私人店里商品极为丰富。克列夏季克大街上，随处可见一对对衣着华丽的情人，每到夜晚，剧场、餐厅、咖啡馆和台球室里，挤满了休闲的人。不过，这里时不时也会看见“背口袋的”——这是从集体化“大获成功”的那些村庄逃出来的人。但这些人被看作是因对抗政府而受罚被没收财产的乡村富人。各个报纸上刊登的斯大林的《被成绩冲昏了头脑》一文，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传言中乡村里的过火做法，是那些热情的工作人员干的。现在，当总书记亲自出面纠正了这些人之后，他们会略微节制自己的热情，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城里的人一切照常，根本没有想到，不久会大难临头…… 我们七年级又来了几个新同学。他们的家人从德国迁到苏联，因为那里纳粹掌权的威胁日益临近。12月，在哈里科夫召开了全乌克兰少先队员代表会，我们学校也应邀参加。巴乌里是我们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决定将我们班扮成德国少先队员。很可能，他是根据基辅共青团委的指示而这样做的。当时，这类造假活动十分普遍。譬如，每次大型会议上，都有“广东公社”的代表出来讲话。每次介绍这些人刚刚从中国来，实际上他们在俄国已经住了很久。当时，人人都在说广东公社的事，每个人都想在主席台上坐一个中国人。至于我们，巴乌里的主意多少还算符合实际。新来的同学的确是德国少先队员。他们刚刚从德国来，所以甚至带来了自己的旗帜。而且巴乌里本人是个地道的萨克森人。至于我们，虽然不是德国人，但完全可以充作德国人。巴乌里严格命令我们在路上装作不懂俄语，只能说德语。 沿途各地都已经得到通知，说德国少先队代表团正在前往哈里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我们乘坐火车，占了单独一节车厢。沿途每个车站上，当地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用乐队、旗帜和鲜花欢迎我们。每次都在月台上举行短暂的###，我们用德语作简短发言。然后，按照通常所说的那样，“进行了友好交谈”，结果是，我们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握紧拳头高喊“同志们！” 起先，演出这样一出戏时，我感到很不自在，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在哈里科夫的大型###上作了一篇反法西斯内容的热烈演讲，赢得全场鼓掌。 当时，我们两人一组被安排住在哈里科夫少先队员的家里，所以，每天晚上，当全家都聚集在茶炉边时，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邻家的小孩子们都跑来看“外国少先队员”。由于不懂德语，他们边说边打着手势，费力地解释自己的话。我们当然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同时要做出茫然不知的样子来。我们拼命憋住了不让俄语脱口而出。非常担心在梦里说出话来，好在我和自己的小朋友有一间单独的卧室。对我们而言，这是个游戏，所以，当自己人在一起时，便拿愚弄周围所有人这些事来取笑。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巴乌里以及其他的辅导员跟我们开了一个龌龊的玩笑：实际上，他们教我们撒谎，装假，口是心非。这里面没有任何好玩的。也可能，这样一种独特的经验为我们做了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全国上下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父亲经常到哈里科夫出差，所以从那儿带回来各种小礼物，装帧精美的书籍，衣服等等。离开的那一天早晨，我也打算给家里卖一些纪念品。走了一个商店，第二个，第三个。到处货架空空如也。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基辅可是什么都有的。而这里，首都居然是一无所有。后来想在餐厅吃午饭，—那儿也一样，除了煎蛋之外，菜单上的其他各项都被划掉了。 我们乘夜车回到了基辅。我给家里人讲了哈里科夫的事情，但妈妈对我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这儿也是东西全部不见了。我想不通，都弄到那儿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正在发生“大转折”，并且全面集体化的时代已经开始。它恰似一把尖刀，切断了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期。“消灭富农阶级”，而实际上是消灭所有私人经济的路线，引发了居民的恐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购。当局则中止了供应。结果是，数日之内，商品被一抢而空。下一步便是大规模关闭私人企业，手工作坊，面包房，咖啡馆等。为了“稳定”局面，斯大林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开始推行身份证制度，凭票出售食品，衣服也是凭专门的票证购买。担任技术厂长的父亲领到了“工作卡”，我和母亲领到的是“赡养卡”。但是，领到的东西根本就吃不饱。很快，作外国人生意的“外贸商店”开张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为了榨取居民手里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人们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把自己内战期间保存下来的，以及新经济政策时期购买的所有东西拿出来交给国家，以换取黄油、炼乳、面包等。妈妈将仅存的自己祖父母的纪念物，以及父亲用几十个卢布买来准备镶牙的沙皇金币都送到了“外贸商店”。像内战时期一样，再次面临饥荒。现在，一边写这些文字，我一边在想，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已经宣布了六十年。结果呢？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看见国家再次依靠票证制度。苏联政权七十年后，我国的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数量稀缺质量低劣的最基本的日用品。庞大的行政机器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肥皂问题。可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父亲花了一个星期自己学会了炼制肥皂，因此在我们避难的那个村庄范围内解决了这个难题。莫斯科比其他地方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年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 五月底，我们班已经通过了毕业考试，因此1930年的9月份，我应该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开始上班。儿时在工厂各个车间的迷恋使我具备了某些生产技能。我被招为电工，月薪40卢布，外加一张“工人”食品卡。“布尔什维克”工厂里的人对我很好。许多人认识我父亲，有些人还记得那个整天泡在模具和铸造车间的小男孩，他的儿子。工厂正在进行改造。电动马达替换了传动装置，传动皮带和皮带轮。写着“辛辛那提”字样的新式美国车床带有内置发动机。但是，厂里也在自力更生改造旧设备。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车间，生产发电机和电动机。线圈基本上是妇女们绕的，男人们装配并安装发动机，而我则被派去作整流器的刷子。一整块压缩石墨先用手锯裁成规定大小。然后，再进行电镀，在一端生成一个铜质层，加上接线柱。我喜欢这工作，但每到下班时，我浑身上下沾满了石墨灰尘，活像个黑人。不管我怎么洗都没用，因为石墨吃进眉毛和眼睫毛里。家里人把我戏称为烟筒清扫工。 要想七点之前赶到班上，早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