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斯大林禁止撤退，并要求部队拼死抵抗。成千上万的官兵陷入包围，牺牲或者被俘，而不是撤退、在别的战场继续战斗。当希特勒的坦克冲进方面军司令部时，基尔博诺斯和图比科夫开枪自杀。我跟亲人的联系就此中断。 1943年11月11日，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去基辅，机上为我找到了一个位子。我准备了一些食品——面包、黄油、腌猪油、香肠，把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考虑到部分路段可能要步行，给我办了一张由外交人民第一副委员维辛斯基和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签发的通行证，要求各军政机构向外交人民委员助理别列什科夫在基辅出差期间提供各种协助。 莫斯科快到11月的时候，天气已经变冷了，所以我决定穿上毛皮大衣。这是我从德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寄卖店买的，因为我的全部冬装都留在了柏林。这件毛皮大衣非常奢华——这样的衣服在革命前的俄国只有富人才穿得起：结实的黑色厚呢子，缝着貂皮围脖，海龙皮领。跟大衣一起卖的还有一顶黑色缎子底的海狸皮帽。这两件一套，跟沙里雅宾著名画像上的一模一样，价钱非常便宜——总共1100卢布，而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800卢布。有意思的是，当时莫斯科的寄卖店里塞满了这样的毛皮大衣和女大氅。提前从首都疏散走的人们，卖光了带不走的东西。原来，在革命、内战和三十年代的饥饿之后，莫斯科的居民手里还剩下了不少财产。 但是，我随身带着如此奢华的大衣，却是一个错误。飞机在第聂伯河的左岸布罗瓦雷着陆之后，我一路上搭各种卡车、马车、或者步行走在难民、一队队受伤的散兵、走出森林的游击队员、甚至那些绝望的、衣衫褴褛、被战争变成居无定所的人流中。我一副发国难财暴发户的样子，往往引起敌视，因此每个手里有枪的士兵，或者头戴扎红带子的高加索皮帽、身穿用机枪子弹链交叉扎着的棉短大衣的游击队员，都认为有职责拦住我，检查证件。我手里的证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产生必要的效果。但也会有某些人怀疑其真实性，拖着我找“大官”进行检查。我应该说，许多人对我的上司怀着巨大的敬仰。看到证件之后，会问道： “您真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助理？”……并且会尽力帮忙。然而，无休止的检查终究用去了许多时间。晚上9点左右，我才来到了第聂伯河岸边。在浅沙滩，到处弃置着被打烂的、扭曲的武器装备——德国的和国产的，房屋烧焦的框架冒着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满月照亮着前不久这场苦战的景象。基辅著名的链桥无助地耷拉了下去。钢质拱桥掉进了河中。砖桥墩孤零零地竖着，就像大地测量标记一样，向对岸渐渐远去，消失在迷雾之中……我回想起，1920年我们跟父母亲也是在这个地方，在12月的严寒里，看着被波兰人炸断的链桥架在冰层中凸出。我们一家在内战翻腾着的国家里，从我出生的饥饿的彼得格勒，前往似乎是幸福的乌克兰，基辅是这条漫长、艰难旅途的目的地。当时我才4岁，这番折腾之中的许多场景，就像断桥的那个画面，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记忆，而现在则分明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艰难地在冰上走着，费力地爬上结了冰的金属梁。当我们经过新的漂泊，于1923年重新回到基辅之后，链桥当时刚刚开始修复。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桥的梁是在“布尔什维克”工厂用连接件接起来的，后来父亲做了这家厂的总工程师。可是现在，二十三年之后，我重新又站在链桥的废墟旁边。我们的人民承受了多少苦难，多少回周而复始地修复遭到破坏的一切！我问旁边走过的士兵，怎样才能过河。 “往下走，两公里左右，有浮桥渡口……” 这不，终于到了轧平的、通往渡口的大道。汽车川流不息。岸边已经聚集了一大片汽车等着过河。浮桥在水浪中摆来摇去，在满载的卡车的重压下嘎哑地呻吟着。我在其中一辆上找了个位子。 这不就是第聂伯河的右岸，实际上，我已经在基辅了。车队向左转了。我跳下车箱，朝右走。这附近应该有“弧形转弯处”，——弯弯曲曲通向大寺院修道院的公路。 温暖的夜晚，周围是湿润的树叶和树皮的气味。寂静和荒无人烟使我感到大吃一惊。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死了。穿着毛皮大衣很热，所以我脱了它。上到山上，顺着马利亚花园走着。草地上是厚厚一层没有打扫的树叶。沿着人行道——是稍微枯萎的菊花。不知是谁在围城里种的。这是利普基，当年基辅的贵族区。看不到任何破坏。 我沿着“阿森纳尔”工厂的围墙走着。1938年，我从这里去了太平洋舰队。右手是忠于彼得大帝的伊斯克拉和科丘贝纪念碑的底座。革命之后，纪念碑被拆毁并拿去回炉，在其底座上竖起了“马可沁”机枪以纪念阿森纳尔工厂工人的起义。德国人没有动这机枪。这是如此熟悉的地方！我从这儿走过多少次去“阿森纳尔”上班！这不是红军之家吗，从前的军官俱乐部，再往前，一幢别致的、全白色、像块砂糖一样的房子，那是糖厂主人扎伊采夫的别墅。三十年代，那里住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战争开始之前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被枪毙。 在列瓦绍夫街的拐角处（改名为卡尔·利普内赫特街），是从前的波兰总领事馆的大楼。我此后还得回忆起它，回答莫洛托夫与贝利亚向斯大林的报告有关的问题。我向左拐，走向学院路方向。在那儿，在十字路口，就是我的家。等着我的是什么？在透明的月光下，我如此熟悉的街道显得陌生，甚至敌意。几天之前，在这个人行道上走着纳粹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无踪无影了。 城里没有电，但我却希望在位于一层的我家的房子里，某个窗户里闪烁着烛光。然而，玻璃后面是地狱般的黑暗。我在门口停下来。门敞开着。旁边的墙上粗大地写着一行“已检查——无地雷！”用颤动的手指敲了敲窗户玻璃——我们家的老暗号：三下，三下，两下。没有回应。走近第二个窗户——那里是父母的卧室。再次敲了敲玻璃。还是没有回应。进到楼里。短短的走廊，两级台阶往上，便是人造革包着的门。机械地按着门铃。没有铃声——没有电。我敲着门——但人造革下面是厚厚一层棉絮。敲门框，先是轻轻的，再用力敲。没有回应。一拉把手——门便开了。我喊着母亲，父亲。无人回应。走入门厅——我随身带着一把小手电。进入客厅，照着墙壁，地板。光线照亮了肆意破坏的痕迹：被劈下来的钢琴盖子仍在墙角，被劈开的没有画布的画框，橱柜的玻璃打碎了，到处是粪便——已经风干了。这意味着，住户离开房子至少有几个星期了，并且，德军士兵，或者在短暂的无政府时期无法无天的盗贼逃跑之前，有过一番肆意纵行。
故宅瓦砾场（2）
进到睡房——这里也有过同样的浩劫。我的房间里也好不了多少。我精心收藏的书，从书柜被扒拉到地上。书已经不多——大部分都消失了。 我用笤帚清理出一块地面，铺开报纸，上面铺上我那奢华的毛皮大衣，想睡一觉。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但睡不着。这几个小时的震撼太强了。有一点是清楚的——父母早已不在这里了。难道他们遇难了？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毛病。他可能承受不了纳粹占领时期遭受的新困苦。但妈妈远非年迈之人，她总是精力充沛。她完全可能保全下来。如果她被赶出家门，那会给我留下信息的。早晨，天亮之后，开始仔细搜寻，在床和家具下摸索，探究窗框和家门框。可能，那里会划出点什么，好让我猜透这个谜。一无所获之后，便到城里去找。找遍了所有留在基辅的熟人。有人看见过父亲，有人看见过母亲。但这已经是几个月之前了。也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心里一阵轻松。但他们在哪儿呢？ 渐渐地，我开始有把握了，也就是父母亲不在城里，并且他们根本不在战线我们这一方。他们是被德国人带走了，或者是自己决定去西方了，因为他们知道在占领区呆过之后，苏联政权回来之后会有大麻烦？实际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如何，我脚底下现在有了一枚定时炸弹。我知道我们的习惯做法，因此十分清楚，我早晚会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会，然后被安排在某个不显眼的机构里，并且更坏的结果是，被发配得远远地，或者“找一个什么事”，干脆被清除，因为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这样的人，斯大林是不会让他活在世上的。 后来，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了不让我履险，改换了姓氏，用了母亲娘家的姓。虽然他们生活经验多多，但在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得十分幼稚。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眼线，可以毫不费力地揭穿这点小把戏。而在后来，父母的这种“防备措施”只不过更加挑动了贝利亚。 当我明白父母找不到之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每次，遇到“险情”时，我不知为何总是很平静。第一次发现这一点时，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某个车站上，拥挤的人群把我和父母挤开，我一个人被丢在了月台上，眼看着贴满难民的火车车厢晃过眼前，将父母带向不知何方。后来，当我长大些时，嗓子里的一块脓肿使我窒息，我同样平静地听到有人对父母说，“自己保重吧，他活不到天亮的……”天亮之前，脓肿自行冲破，于是我活过来了。 但是，我心头却十分沉重。这既是对父母的担心，也是明白必须尽快向莫洛托夫汇报这件事情。然而，想离开基辅并非易事。没有定期的航班，于是必须等着搭顺路的飞机。我手里的证件帮了大忙。警备司令给了我一部“威利斯”，把我送到左岸，布罗瓦雷，到了苏联英雄拉盖耶夫将军指挥的空军部队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