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
张作霖得知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亦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我力欲避开投入政争之漩涡，只想一意与日本相互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动心致力于开发。请阁下把我这些意见转达贵国总理。”日本新内阁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根据自己在1916年6月至9月对东北的两次政治考察，对张作霖分析到：“张在满州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他并无特别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他知道日本在满州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不利，顺日本有益。如果吾国利用有这种特殊地位和这种思想的张作霖，那么，满蒙之事，日本皆可以横行无阻了。”所以后藤也主张支持张作霖。
日本人却小瞧了这东北王，而东北王正在刷弄着日本人。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故而他在秉持大权之后，处事外交亦免不了有土匪的风格。他与日本人亲热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藉日本以自重。完全从自己的利欲出发。所以张作霖的对日外交绝无一定之规，也无具体之策，更不愿与外交当局研究对待办法。因此，遇有中日交涉事件，只凭他个人的意见，随时应付应付，如果有利用日本的必要，便不惜任何牺牲，允诺日本的条件。一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损时，便予坚不承认或者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他这种作法，日本人大为头痛。领教过几次之后，日本人再也不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头脑简单，容易利用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重重。皖系首领段祺瑞藉“参战督办”的身份，凭仗手中握有的“边防军”和谋士徐树铮所操纵的“安福国会”，把持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扩张其势力。皖系的蛮横擅权，引起了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而皖系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1920年3月，张作霖借办寿的名义，在沈阳召集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4月上旬，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的名义，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急从库伦召回徐树铮。皖直情势已达剑拔弩张的境地。6月19日，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的邀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带着两营卫兵，开到北京。表面上，张作霖以“和事佬”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却与直系曹锟暗通一气，并亲往保定与直系曹锟会谈。通过张作霖的“调停”，于7月初徐世昌罢免了皖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这一切，引起了徐树铮对张作霖的愤恨。
徐树铮早就侦知张作霖与直系在暗中勾结，但却佯装不知。7月7日，徐树铮假借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到段的依据团河会晤，欲乘机捕杀。但段祺瑞考虑到张作霖过去曾经和他联合，支持他反对直系，不愿对张作霖暗下毒手。这天夜晚，张作霖如约来晤。在会晤席上，张作霖看破了徐树铮的暗杀计划，明白事情不妙，便要段祺瑞亲自送出，急驰而去。徐树铮一看一计不成，又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作霖得到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脱却此一劫难。到了奉天，张作霖一走下火车，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又回来了。”颇为自己能再还奉天而庆幸。
张作霖遁回老巢，再不愿带那“和事佬”的面具了。他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扬言将以“武力调停”。随即派出七万大军进入榆关，集结于军粮城、北仓一带。7月12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牌店、玻璃河等地。奉军便在东路掩护直军。结果皖军大败，段祺瑞不得已而自请免除本兼各职。这样，直奉两系便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张作霖也藉此把势力伸出关外，扩展到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等地，占据着京、津要地。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直奉两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而导致了尖锐的冲突。张作霖与吴佩孚各张其强，明争暗斗。英美诸列强积极赞助吴佩孚对抗张作霖。张作霖一方面派员赴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援，一方面又与皖系段祺瑞等人联络，以谋共挫直派。
日本当局自然紧盯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张作霖的折腾。当侦知英美诸列强支持直系打击奉系，百般排挤日本在华权益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支持奉系，更加扩张自己势力的方针。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重砷“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内阁在华派设机构，支持张作霖的呼声更是愈喊愈高。
张作霖得到日本政府如此的支持，自然十分得意。12月12日，张作霖再度入北京，逼迫靳云鹏内阁下台，组成了以梁士诒为总理的内阁，打击直系势力，大搞亲日外交。张作霖和梁内阁的作为，引起直系吴佩孚的极大愤恨，连发通电，揭露梁内阁和张作霖勾结日本“卖国媚外”。双方唇枪舌剑，各披其短，骂得不亦乐乎，奉直矛盾升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22年4月末，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张作霖亲到军粮城，自任镇威总司令，在长辛店、固安及马广一带与直军展开激战。战至5月5日，奉军全线崩溃，退出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落入直派手中。大总统徐世昌按直系意旨，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省督军，想“藉此离间张作霖旧部”，迫张作霖安分。
张作霖失去了关内的地盘儿，但奉军的主力依然保存，而且其背后有日本支持，又有吴俊升等奉系集团的拥戴，所以张作霖在关外的霸主地位和权势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他撤退到关外，即以东三省议会推举的名义，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拥兵割据，盘踞东北，行使统治权。对北京政府的一纸免职空文，张作霖自然压根不把它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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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感觉视力大降，听了医生的话，减少上机时间，所以我决定从下周开始，每周更新两至三节，对于由此对各位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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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失败而告终，张作霖不能容忍自己被直系打败，更不愿坐视直系的飞扬跋扈，他决心要把北京政府抓到手。
1922年5月30日，张作霖返回奉天，立即召集东三省各界代表会议，议定今后的行动计划。7月上旬，张作霖将前巡阅使、督军两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各省省长也以所谓“民选”的形式，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这样张作霖在关外搭起了“联省自治”的架式。
第二步，张作霖便是着手整治军队，准备他日再与直系军阀决一胜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看到，他的那帮“绿林”式的旧军队，不堪一击，刚一交战便溃如山崩；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派奉军，却因训练有素，败面不溃，而且也正是依仗这支新式军队，奉军才得以稳住阵脚，没有把全部家当丢在关外。张作霖深切感受到，要想与直派军阀作一周旋，必须重用新派军官治军，对奉军以专门的军事知识，进行严格的训练，以求能适应正规战争的需要。于是，他听取了杨宇霆等人的建议，大量提拔在日本和国内高等军事院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将二十五万兵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由张学良、郭松龄和萧其煊等人为教育长和教官，负责教育和训练军官。此外还建立了空军、海军，扩充了兵工广。
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立志颇高，甚为欣赏，接连派出很多军事顾问帮助张作霖整训整训军队，向奉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不久，又派遣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到奉天为张作霖建设兵工广，生产战争武器。而且日本政府在后来制定的“对支政策纲领”中强调指出：“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
一切准备就绪，张作霖又在寻找新的朋友了。奉系和皖系本来都是亲日军阀，受日本人支持的。过去张作霖虽然曾经联合直系反对皖系，但是在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同样也遭到了失败，于是段祺瑞、张作霖便尽释前嫌，欲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直系，推倒曹锟、吴佩孚。同时，张作霖又派姜登选为驻沪代表，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密切商计，双方共同议定：“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攻守同盟”，在“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军正准备北伐曹、吴。张作霖深知孙中山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于是便派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前往南方同孙中山联系。孙中山先生也很想利用北洋军阀各派间的矛盾，藉以孤立曹、吴，推翻反动的北京军阀政府。孙中山说：“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和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的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孙中山通过姜登选等人知道了张作霖的意愿后，便于1922年9月派遣汪精卫来到奉天，会晤张作霖，商议###直系的计划。这样，双方都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