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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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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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资料表明,在 1937 年 11 月和 12 月的会议上,毛的路线未取得胜利。
如果是这样,那么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场,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强硬态
度。1937 年末,国民党人处境危急,这不是推动他们前进的时候:11 月 12
日上海失守,次月发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杀,更严重的是蒋介石正在认真考
虑日本的一项和平建议。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来临并日渐逝去,和平危机也过去了。南京惨案加
强了中国人的决心,而在 1938 年 1 月,近卫内阁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无
论蒋有过什么样的打算,现在他别无选择,只有打下去,而全国大部分人,
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最迟到这年夏季,国民党不打算死守临时首
都武汉的意图已经明朗。早在头年 12 月,政府机构已开始在重庆运转,而更
多的机构一直在向那里搬迁。当时士气高涨,而且团结精神普遍,蒋发誓要
继续推行他的诱敌深入、焦土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
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毛的地位。到 1938 年秋六中全会时,中共的官方
立场是全力支持蒋介石和两党合作。但在私下,毛以赞许的口吻引用刘少奇
的话说,如果王明的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意思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


① 《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竹内实等编,《毛泽东集第 5 卷,第 266—267 页。



山,那么这就不是联合,而是投降了。作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国民党
业已赞同的协议,但有些事要“先斩后奏”,有些事则“斩而不奏”。他最
后说,“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
之,我们一定不要分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①”。


























































①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8 页。



军事战略与战术

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着大约 3 万人,由长征各部队的幸存者、
原有的地方武装和新参军的人员混合而成。1937 年 8、9 两月,他们被集体
改编为八路军,并被编为 115、120 和 129 三个师,分别由林彪、贺龙和刘伯
承指挥。(详情见下《组织机构与活动》一节。)
战争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还授权成立第二支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在华
中作战。新四军是以 1934 年长征开始时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队伍为核心组成
的。从那时起,他们人员日渐减少,在以分散的队伍对抗国民党不断扫荡的
危险情况下生存了下来。他们最初核准的人数为 12000 人,但几个月后才达
到这一水平。新四军名义上的指挥官是叶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产党军事领
导人,以后脱党,但他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国共两党都保持良好关系。实际的
军事和政治控制权被授予项英和陈毅。
由改组而引起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接受国民党的两项建议:第一,
他们向八路军指派参谋军官;第二,共产党与非共产党部队在国民党人划定
的战区内联合行动。根据张国焘的说法,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王明、朱
德和彭德怀)赞同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充分的文件根据,但他们可能争论过:
接受这样的建议可以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也可以有理由要求与国民党部队
分享他们的武器和其他装备。有些军事领导人,大概以彭德怀为代表,希望
减少共产党对游击战的依赖,赞成大部队作战并采用更常规的战术。毛泽东
和其他人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将使八路军过于暴露在国民党的监视之
下,联合行动将使共产党军队从属于非共产党军队,而且在时间与地点上的
主动性将因此丧失。
毛泽东预见到一场分为三个阶段的持久战:(1)日本的战略进攻;(2)
长期的相持(这就是毛在六中全会上确认的“新阶段”);以及(3)战略反
攻,导致最后胜利。关于第三阶段,他说得相当含糊,只是预期这将与“有
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国际形势”相配合。①同时毛敏锐地察觉到中共的战略弱
点。他相信这种形势要求进行游击战以及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话说,如果中共不仅要“保持已有的阵地”;而且要“扩
大已有的阵地”,那么仅有的办法是,要么损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领的
地区扩张;要么在敌后占领区扩张,并让敌人付出代价。而当毛说到“阵地”
时,他是指共产党稳固领导下的根据地。②作出选择并不难。前一种办法导致
分散力量,易受责难,还可能发生冲突——在中共与山西阎锡山的关系中所
有这些实际上都发生了。而后一种办法显然对抗战有利,而且,只要国民党
的力量已被赶出这些被占领区,中共就可以避免与它的盟友发生冲突。
这些原则在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作了简明的归纳,
然后又加以详尽的解释。③当然,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
述的那样简单明了。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与其他中国
军队接触: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在山西以及在长江下游地区,莫不如此。即
使在敌占区,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民党军队;尤其在战争初期,不少国民党军


① 《毛泽东集》第 6 卷,第 182 页,《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② 毛泽东选用的词是“阵地”,意思是为进行军事行动或战斗而集结军队的地 区。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5 页。



队还留在日本战线的后方。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含义是不会受到误解的。



领袖与领导权

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在同辈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们准备与他争论基本政策问题,并且至少有两个对手直接向他挑战。
他们是张国焘和王明。到 1938 年晚些时候六中全会结束时,毛在建立联盟方
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到 1942 年或 1943 年他登上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张国焘的权力在长征中及长征刚结束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1935 年 8
月,他的当时较强的部队在川西北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两人在很多问题,
包括领导权、军队的指挥和长征的目的地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参见第 4 章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第一条注)。张对毛在技术上不合常规的遵义会议
(1935 年 1 月)取得的领导地位提出异议,张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未能参
加那次会议。结果,张率领他的经过改编的部队向西进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
而毛则向西北进军陕西和保安/延安地区,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但是张无法
在那个不友好的地区立脚,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凶狠的亲国民党的穆斯林武
装的攻击,在一系列进军与反进军的过程中,丧失了很多部队。最后于 1936
年 10 月——比他的对手晚了整整一年——张和他的余部到达保安,而毛在该
地已做了不少工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张在名义上被赋予高位,具体地说,
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七大后来延期了,直
到 1945 年才召开)。但张知道他的命运之星已经陨落,而他于 1938 年春利
用一次对西安的礼仪性访问①逃到武汉,并在那里谴责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路线
是在战争中谋求“所有的人都失败”(即国民党和日本人)。在武汉张与中
共驻那里的办事处之间有过几次无成果的会晤,但到 1938 年秋召开六中全会
时,他被当作叛徒开除出党。
王明是一个更有力的对手。1937 年 10 月他带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许还有
共产国际的授权回到中国,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党内上升时期与他有密切联
系的人的支持(参见第 4 章),这些人有点被嘲弄地称为“洋学生”。王受
过高等教育,表达能力强,他成年后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苏联度过的。他的随
和的世界主义与毛的地方主义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对比,而且他远比毛更精通
正统的马克思理论,在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他的这位年长的湖
南同志。1937 年末,他确实传达了指示,说毛由于狭隘的经验主义和“不懂
马列主义”,应在“思想体系上”加以提高。①这两个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种几
乎是本能的反感,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是如此不同。
无论王以前的同事们的倾向如何,现在他背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派别。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在战争初期调和了不少党内争论,以便让毛的政
策大体得以实施。秦邦宪(博古)似乎受周恩来的指导,周本人一度是王明
的伙伴,但现在已和毛及其集团共命运了。无论在党的武装力量中还是在它
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基础。王回到了在他离开期间发生
了很大变化的中国,他主要保有他的国际声望、政治局成员的职务以及他的
辩才。但是这些值得重视的资本并不足以发动一次公开的挑战——的确,王
显然也未试图与毛摊牌。


① 中共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祭奠黄帝陵——译者。
① 格雷戈尔?本顿:《“第二次王明路线”(1935—1938 年)》,《中国季刊》第 61 期(1975 年 3 月),
第 77 页。



有人将王明描绘成一个在战略上与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两个基本
问题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许多其他有关的争论。②第一个问题①涉及中共与
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包含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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