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
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
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
① 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 年》，第 51 页。
②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234 页。
① 薛暮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第 52 页以下。
② 从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第 108—109 页上的数据导出。
1941 年和 1942 年某些减产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根据地规模的变动和日军的扫荡。
① 见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338 页以下。
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
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
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
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
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
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
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
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
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
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
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
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
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
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
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
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
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 １９３９ 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
边区代表大会直到 １９４３ 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
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
１９４２ 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
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
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
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 １３ 个县中，１９４１
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 ３４％到 ７５％之间。迟至 １９４４ 年，江苏一个
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 ６０—８０％，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
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
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
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
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１９４４ 年 ４ 月）证
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
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
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
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
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
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
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
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
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
① 这段的数据和引文取自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150—153 页。
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
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
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
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
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
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
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 １９４２ 和 １９４３ 年推行
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
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
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
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
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
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
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
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
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
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
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
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
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
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
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
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
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
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
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
批评会。然而在 １９４２ 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
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
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 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
存。到 １９４０ 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
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
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
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
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
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532 页以下。
Ⅲ战争的最后两年，１９４４—１９４５ 年
在战争的第五周年（１９４２ 年 ９ 月 ７ 日） 〔原文如此〕，毛泽东在《解
放日报》的社论中写道：“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尽管
他描绘现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预见到前面的“极端的困难”，但他认
为可以在两年内打败日本。②
毛的预言过于乐观，但有迹象表明形势正转向不利于轴心国。在俄国人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德国东线进攻的顶点——之后，紧接着就
是盟国侵袭北非。在太平洋，珊瑚海战役（５ 月）和中途岛战役（７ 日）清楚
地预示美国将掌握制海权。８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登陆，对日
本发动进攻。
１９４２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战区，尤其是在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胜利的
先兆还很渺茫。但过了一年，当 １９４３ 年慢慢逝去后，风无疑变得更暖。甚至
在东京的日本最高统帅部——虽然中共很难了解到这一点——也开始筹划如
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取胜。但共产党所能看到的是强化治安活动下降，
以及日军从偏远乡村撤退增多。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偶然的快速扫荡取代了并
延长了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的清乡战。
一号作战及其后果
事实上，从 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起，日本人一直在为他们在中国的最大军
事进攻做准备。①自 １９４１ 年以来，这一战役即以某种状态受阻于绘图板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条起自朝鲜直达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条替代海上
航道的陆上通路，因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运往本岛的日本船只实际
上已被扫清。第二个目的是摧毁中国东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
一号作战计划始于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的郑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