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广州的贸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各种办法进行干
预。一个外邦浩罕在喀什噶尔的贸易，曾引起外国商人的要求和一场由宗教
反对派领袖领导的圣战。结果是清朝在击退了浩罕对喀什噶尔的入侵后，谋
求稳定；他们向外国商人支付赔偿，并接受浩罕代表们的一种治外法权，这
些代表监督他们的商人在喀什噶尔的活动，因此贸易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进
行。１８３５ 年的这种中亚解决方式，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广州最后解决方式的相
似太令人惊讶了，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②
其次，当清朝沿亚洲腹地和东部沿海两段边界的政权结构开始瓦解时，
它发现它的军事防卫能力远远不够，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扩大贸易来羁縻外国
人。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怀柔蛮夷的各种方法。鸦片战争以后，清朝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1800 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 第 2 章。
② W。L。兰格：《帝国主义外交：1890—1902 年》仍是这方面的名著。
① 马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728 年以前的两国外交关系》。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第 7 章（约瑟夫？弗莱彻文）
沿袭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认一切与中国交往的国家；第二，对这些
国家一视同仁。③当中央政权衰弱时，中国确曾习惯于平等主义的对外关系。
④这种长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 １８４３ 年英国附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后付诸实
施。清帝对礼仪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贡制度，依然悬而未决；由于 １８６０
年后新皇帝尚在冲龄，外国公使在他面前行叩头礼的问题只能推迟到 １８７３
年去解决了。
这当然不是中国第一次被迫从软弱的地位实施对外政策。在这种形势
下，长期形成的战略是嗾使一个侵略者去反对另一个侵略者。几乎在美国和
法国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广州管理蛮夷的官员就寻求他们的帮助来制
止英国的侵略。后来，例如李鸿章在制止日本、俄国和法国蚕食的各种努力
中，一再试图得到美国的调停和外交帮助。在 １８９４ 年英国未能帮助反对日本
后，李鸿章转向俄国。“以夷制夷”是贯穿近代的主要战略。①虽然中国人认
为有必要放弃中国中心主义，但利用一种外国势力去反对另一种外国势力的
思想是容易沿袭的。它与西方的均势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１８６０ 年后中外关系过渡时期的特点，简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
说明，这是非中国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国人共同治理中国的一种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利用外国统率的洋枪队保卫上海和宁
波，然后是赫德领导下的帝国海关的发展，但赫德只是 １９ 世纪中期后众多外
国雇员和顾问中最为杰出的一位。毕竟借用外国技术理所当然地一起带来了
外国专家。这一切都是通过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而取得的。但是这种在北京
的共同治理的权力机构和条约口岸中靠把英国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
稳定的趋势，只有按照中国中心主义才有可能。像蒙古人一样，满人熟练地
利用西方人帮助统治中国，延长了他们的异族统治；但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
一旦中国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种办法就失去了效用。②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
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清朝领导下的东亚的中国中心帝国，已
经确立了中国的优越中心文化和物质力量与围绕其陆上边界的较小民族之间
的关系。但当中华民国继承前帝国时，它面临极度的窘境。建立在民族主义
原则上的民国总统，几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经拥有对亚洲腹地民族中地
方统治者的宗主权。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中国爱国者最反对的西方式殖民帝国
主义，民族和帝国的观念才能相容。一个新的政权必须统一中国领土的传统
使命，使中华民国背上了一个包袱，她必须保持一个统治以前曾构成清帝国
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权。然而，从帝国主义
解放民族的思想对此很少支持。事实上，在 １９１２ 年 ２ 月清朝君主政体的消亡
粉碎了它曾创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国前，民族主义的新原则已经削弱了
它的基础。
③ 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 的中国对外关系》，第
50—60 页。
④ 莫里斯？罗萨比编：《中国在对手之中：中央王国及其邻国，10—14 世纪》。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 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见该书第 4 章《李鸿 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国，
1879—1895 年》。
② 理查德？J。史密斯：《雇佣兵与官吏：常胜军在 19 世纪的中国》；费正清《依 靠条约的共同统治》，载
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简言之，民族主义存在于正在使旧的大陆秩序黯然失色的“沿海”影响
之中。①晚清的政权已经很难控制汉人经济的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蒙古王公
和喇嘛已经沦为中国商人掌握之中的债务人。中国移民也已挤入内蒙古、西
藏东部和满洲。用拉铁摩尔的话说，②这种中国“次帝国主义”向亚洲腹地的
渗透，在商业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对手，它们从俄国向蒙古和中亚以及从
英属印度向西藏进发。清帝国偏远的非汉族地区，于是发现它们自己处于扩
张中的俄、英大陆帝国和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汉族的夹缝之中。结果是亚洲
腹地的民族开始两面提防并培养它们自己的民族个性，同时嗾使欧洲人反对
中国人。１９１１ 年前的 １０ 年中，在当地晚清改良主义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
藏两地的反清独立运动已经兴起。①
在蒙古，扩张中的中国的蚕食已经结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层
的回避和间接统治政策。随着畜牧经济被引入商业之中，统治阶级和普通百
姓都变得穷困起来，并向中国放债者借债，而清朝却减少了补贴和增加了税
收。②清末 １０ 年（１９０１—１９１１ 年）的新政向中国殖民和农业移民开放了蒙古，
允许通婚和蒙古人讲汉语，这种中国化对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园形成威胁。
地方政府的项目、兵役、铁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税收要求，疏远了
蒙古上层，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１９１１ 年 ７ 月，一群首领决定谋求独立并
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俄国寻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亚有 １７００ 英里的边界，在 １９ 世纪中叶沙俄就已确定了对
蒙古的目标。俄国从北京获得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并追求像对保护国那样
的优势；但是为了这一目的，圣彼得堡赞成蒙古继续在清朝宗主权下自治，
不赞成独立。原因是简单的，独立将使蒙古开放，与所有其他列强接触，这
些列强的远期商业权利将与俄国的既得权利竞争。一个独立国家不可能被作
为保护国接管而不与日本等其他列强发生外交冲突；而俄国以中国名义上的
宗主权为托词，却能获得事实上的优势。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极力宣称蒙古是
中国的一部分。１９１１ 年俄国的贸易比中国少，在那个地区大约只有 ８００ 名俄
国人。因此俄国做出双重姿态——反对独立，但支持自治——并派遣两个连
的哥萨克去加强在库伦的领事馆的警卫。
１９１１ 年 １０ 月中国革命的爆发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独立。１２ 月 ２９ 日，库伦
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一种颇为中国化的方式被立为一个新国家的
神权统治者，而对中国的债务则被拒付。然而俄国并未承认外蒙是一个向国
际社会开放的主权国家，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在开始装备和训练蒙
古军队的同时，于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发布了一个放弃任何领土野心的声明，并要求
北京放弃直接统治、殖民或驻军。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 日的俄蒙条约承认外蒙的
自治并确认俄国的贸易特权。但是俄国拒绝承认蒙古独立和库伦领导的包括
仍在中国统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运动。只有 １９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的俄
中条约承认蒙古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图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
判后，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的中、俄、蒙三方协定再次确认了这个模式以及俄国
的经济权利。俄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无力反对的非正式保护
① 本书上卷第 1 章。
② 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第 143—145 页。
① 关于这些趋势，见莫里斯？罗萨比：《1368 年迄今的中国与亚洲腹地》。
② 关于这个过程，见约瑟夫？弗莱彻：《衰落中的蒙古游牧社会》，《剑桥中国 史》第 10 卷第 8 章。
国。
然而库伦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
王公和喇嘛寺庙之间保持的平衡。一旦掌握权力，寺庙“在牧民、牲畜和牧
场等方面增加到与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并开始将资源转用于纯宗教
的目的。这种神权政治的保守主义在北京遇到对抗，那里的中华民国试图保
留古代朝贡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义上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但蒙古人民
革命党在 １０ 年内，在苏联的鼓励和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先后领导下，于
１９２１ 年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并于 １９２４ 年活佛去世后宣布蒙古为一个不再在
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共和国。①②
在西藏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但结局不同。英印对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拉达
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等山国的贸易和战略安全的关注促使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