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他说，然后惭愧地纠正：现在不是了。
我点点头说：知道，知道。然后岔开话题：真巧，居然在这里遇到，你……最近还好吧？
其实我知道王丰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他后来转去的是一所寄宿制中学，据说前身是教会学校，地处偏僻，四围高墙，校风严谨，一个礼拜五天学生是不能出学校的，过着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生活。
果然，王丰的脸上浮起一种难以言说的表情，这种回忆的表情我只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纪录片里看到过，可他还是搪塞道：马马虎虎吧。
我深知内幕，不愿多问，正不知道怎么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他却先开口了：这个，其实，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你尽管说。
他似乎在吐字出口的最后一刻还在犹豫：能，能借我五块钱么？
搞了半天，原来是借钱。五块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可对王丰来讲可能更是天文数字吧。假如我没猜错，和当时大多数对早恋子女严加管束的父母一样，他们肯定大幅度削减了王丰每月的零花钱。经济制裁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问题上都是惩罚的杀手锏。那个曾经花钱赌球、在放学路上可以随意买饮料买报纸的王丰，现在宛如乞丐。
王丰说：不瞒你说，我现在每个月是没有零用钱的……但我会想办法还你，真的。
我没敢去看他诚恳的眼神，手有些颤抖地去翻我的口袋，那里有几个一元钢铡，另外我的书包里还有几张一块钱的纸币。
王丰面色回暖，不知是因为欣喜还是更加愧疚，补充道：我就是想买份《体坛周刊》，很久很久没看了，看完了你拿着，你再留个地址，一有钱就还。
我说不用急着还，报纸是你的，何必给我。
他却急了，讲：你不明白，我不能带回去，看完扔了太浪费。
我拾起翻找零钱的目光，惶恐而不解地看着他，手中的钢铡微微发凉。对方神色疲倦，语气中带着麻木和妥协，向我解释说：每次回家，他们都会搜我的口袋和书包。
5
邂逅王丰后的星期一，我被请到教导处谈话。
罪名是抽烟。
香烟是当天上午我在老师办公室得到的，金上海，就摆在我们物理老师的办公桌上，距离我们班的那叠作业本只有十公分，大概是哪个熟人给他的，没来得及抽。碰巧物理老师走开了，我趁着拿作业本的时候将它夹在手指之间带了出去，神不知鬼不觉。
至于抽烟的理由，自然是迫于精神压力。那天王丰问我借钱之后买了本《体坛周刊》，然后立即如饥似渴地翻阅，宛如在沙漠里苦熬了三天的幸存者找到了一大片绿洲。看完之后他依依不舍地将周刊给了我，留下了我们家的地址，告别。
当然，我给他的地址是假的，他不必还钱，真正欠了对方的人是我。这天夜里，久违的失眠和我重逢。我想到当初王丰见义勇为抓小偷的新闻报道，那个被窃的受害人是一个六旬老太，小偷偷走的是她的退休工资，幸好被王丰追了回来，才没让老人急得犯病。我母亲当年也有这样的遭遇，只是她没能遇到王丰这样见义勇为的好心人，那笔丢失的工资让她哭了两天两夜。
辗转反侧了一个周末，当我来到学校时，眼圈暗黑，犹如国宝。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把那份《体坛周刊》悄悄带进图书馆，放到了阅览室的期刊架子上。然后走出学校，用身上仅剩的一块钱买了个打火机，躲在社区小花园的树林子里第一次尝试香烟的味道。
抽烟的那种感觉，一塌糊涂，却丝毫减少不了一个告密者和跟踪者的苦闷。反倒是身上这股味道暴露了我的行为，然后引来了其他的告密者。
我在掩盖烟昧方面是个雏儿，不像班磊那样经验丰富，而我抽完烟回到学校之后竟然傻到忘记漱口，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教室，和不下四五个干部、学生说了说工作或者交作业的事情。结果不知道是其中哪个人向老师举报，十五分钟之后我们班主任就要我去教导处一次。
事已至此，我心倒坦然，走在路上步履平稳。
让那个告密者大失所望的是，在那里单独等着会我的并不是一脸凶相的教导主任螃蜞，而是地理老师龙虾。
——抽烟的滋味如何？
龙虾的开场白总是很平缓，其实他任何时候说话都这个语调，波澜不惊。从没有人见过龙虾发火，但我总觉得即便他发火，也不会和平时的风格有很大差别。见我杵在那里不说话，他也没有逼迫，而是拿起办公桌上的一盒红双喜，那显然是螃蜞老头把这个办公室暂时让给尾巴负责人时忘记拿走的。他从里面抽出一支，却没点着，而是放在鼻尖下面闻味道。
我不喜欢红双。
他自言自语道：有股酸味。然后他走到桌子后面，轻轻坐下来：你知道么，举报你的那个学生说，他这辈子还从没在一个品学兼优的班长嘴里闻到过烟昧——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谈论过任务之外的东西了，来，坐下，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在那把颇具血泪史的“教导处审讯椅”上坐下，但是却没有其他人那样的恐慌，缓缓道：是王丰，他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了。
那天王丰用我的钱买了《体坛周刊》看完，交还给我的时候艰难地战胜了内心的踌躇，问：对了，1班的那个女孩，巫，巫梦易，你知道么？
我点点头。他终于还是问了，显然他们两个在那之后没再有过联系。
王丰：她现在还好么？
我：不知道，我们班和1班不在一层楼，很少看到她。
这其实倒是句大实话，巫梦易自从爱情友情亲情三方面均受到打击之后，十分低调，连原本和外校笔友的通信都断掉了。但后来我还是见过她一次的，那是我刚进入学生会组织部不久，某天中午在西教学楼的一楼大厅，当时快上课了，人很少。巫梦易捧了一大摞生物作业本在大厅台阶口摔了一跤，伤得不重，只是作业本撒了一地。她就一本一本地把本子捡起来，头压得很低，不去看周遭的世界，好像这世界上就她一个人了，而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因为碰巧几个学生会的人也在那里，有几个还是她曾经效力的宣传部的人，但他们只像观众和过客一样，因为学生会的一个指导老师和高二年级副组长也在场。而且她捡到一半的时候，那群人正好散掉，巫梦易昔日的同事们陆陆续续从她身边走过，上楼梯。没有人停下帮忙，甚至没有人放慢过脚步。我走在他们的最后面，发现有本本子就在我脚边，却眼睛一闭，跨了过去，再也不敢回头看。
这就是她现在的状况。
王丰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悻悻地“噢”了一声，然后讲：不瞒你说，我总觉得这所学校怪怪的，我和她那么保密，都会被发现，我离开之后经常想，是不是学校里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倒吸一口凉气：你是说，老师跟着你们？
不。他摇摇头：未必是老师，做这么恶心的事情，也许是学生——搞不好，还是学校派来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学校派人跟踪学生回家？这说出来不太现实啊。
话是这么说……他挠挠头，不知道是因为我借给他五块钱，还是他从未想过我就是那个可恶的告密者，最后不忘叮嘱：总之，万一，你也那个的话，千万要小心呵。
我点点头，说我自然会小心。
只是，和他所期望的那种“小心”很不一样罢了。
——那么，这就是你抽烟的原因？
——我只是觉得，我把他们两个害得太惨了一些。
——你大错特错了，我们是在帮他们。
龙虾说着从椅子上直起身体：我知道这个世界有时候看起来的确可笑，十八岁之前和十八岁之后，很多事情就有截然相反的待遇，抽烟是这样，恋爱也是这样，“春天的时候，不要做夏天的事情”，这就是原则，我们的原则。
我当然知道这个“春夏”理论，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那我们是不是有些过火了？
过火？龙虾扬扬眉毛，拿起那支红双喜在指间把玩：你记得我的办公桌上，那块玻璃下面压的照片么？
他说的是“地理兴趣小组活动室”的那张桌子，的确用大玻璃压着一张照片。他是那种五官不显老的人，看上去四十出头，其实已经五十多了，我们一直以为照片里的那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是他女儿。
谁知他却微微摇头：那不是我女儿，是我以前的学生。
6
龙虾在调来我们学校之前，曾在邻区一所普高执教。
当时他教高一和高二的地理，共有七八个班级。其中有个高一女孩是他大学同学的独生女儿，所以龙虾对她很照顾，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好，女孩也不把他当成纯粹的老师。
那个女孩活泼开朗，聪明伶俐，并且敢作敢为。有一次学校内部行政层面的钩心斗角，差点使龙虾成为教学评估之类的玩意儿的牺牲品，眼看可能会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起停职下岗，或者转去郊区乡下的三流学校。关键时刻，那个女孩和几个班干部豁出胆子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交给他一张有两百个学生签名的请愿书，还打电话给报社的记者，这才“力挽颓势”，没让他们几个老师调走。
因为这个缘故，龙虾也不拿她当小孩来看待。那时早恋的势头还没一九九七年这么猛烈，还处于萌芽的初级阶段，但这个女孩却属于先驱人物，有了秘密男友。这件事情龙虾是有所察觉的，但起初并不在意，只是暗里旁敲侧击让女孩注意一点。女孩向他保证说不耽误学习，龙虾也就眼开眼闭，没跟她父母说。
后来龙虾到内陆地区支援教育建设一年。结果才去了四个月，这个女孩就自杀了。走之前留下韵遗嘱表明是遭人抛弃，遂自寻绝路，并且公安局尸检时发现她已怀孕一个半月。由于她生前从未透露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