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合上书包说：好啊，谢谢了，（看着我们班主任）谢谢你全家。
但我此刻却没心情去看我们班主任的表情——我刚才怔了一下，是因为王丰把本子递给我时，我无意中瞥到了他手上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几个阿拉伯数字，显然是他打电话或者谈话时随手记下的。尽管字迹潦草随意，而且被手心的汗水弄得略为模糊，但王丰将它们写得很大，所以我很快辨认出来那上面写的数字是：四，12半。
假如前面这个汉字数字表示星期的话，那么不巧，今天就是星期三了。
4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中午十二点二十分，天气多云转晴。
高二3班体育委员王丰并没像往常那样吃过午饭之后和同学踢足球，而是问同桌借了一辆自行车，出了校门之后往东骑去。
时值中午，马路上车流稀少，所以我——来自高二7班的劳动委员兼尾巴跟踪小组成员林博恪——并没有和他保持着传统的四十米安全距离，而是在马路的另一侧逆向行驶，前后绝对距离在五十米左右。
这次跟踪王丰的行动绝不是我自作主张，而是那天体育课上向龙虾汇报了我在他手掌上看到的那行数字之后，这位尾巴小组的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度暂停了对他的跟踪，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直停止。对学校来说，多一个英雄和少一个早恋的学生，他们一定会选择后者。
龙虾这次甚至聪明地钻了一个空子：学校最高领导的批示是暂时不要在放学后跟踪王丰，所以这次中午的跟踪就不属于“禁令”范围之内，这样“马可尼”王丰同学就能用实际行动来解答我们心中共同的疑惑：
今天中午十二点半他究竟要去哪里？做什么？见什么人？对方是男是女？
一路平安无事地骑了十分钟，最后跟着王丰来到了外国语大学后门那片居民区。他拐进一条社区小路，七拐八绕，最后在一幢老公房前停了下来。
根据我脑海中的记忆，王丰他们家不住这里，所以他要么是来看亲戚或者老同学，要么就是来会生病在家的小情人——二者必居其一。
王丰把车停好之后毫无戒备地转身进楼，我很犹豫是否要跟进。这样的老楼楼道狭小光线昏暗，走廊里往往有很多居民堆放的杂物，进去之后万一被发现就很难逃脱。
忽然我看到一楼某扇窗户里人影飘动，接着传来一个男人慵懒却大嗓门的声音：“噢哟，你来了啊。”
此前就王丰一个人进这栋楼，所以“来”的人只能是他了。我学习电影里解放军炸碉堡的战术动作，斜着迂回到大楼的墙边，然后轻而慢地猫着身子钻到那扇窗户底下，不一会儿王丰的声音就从里面飘出来了：“刘哥，这钱您点点。”
搞了半天这小子是还债来了？我顿时大失所望，但却不急着走开，而是继续听下去。那个刘哥似乎把钱点过了，有些讶异地问怎么就这么点？王丰说没有啊我都带来了，加上我半年里陆陆续续还的，一共三百五十块。
刘哥说：你是我亲戚啊？不要利息的？王丰“啊”了一声，过了半天毫无反抗地问利息要多少。刘哥说五十就行，正好再还一个月。王丰没说话，刘哥大概是在开导他，说你这笔钱前后足足欠了半年，收点利息不过分吧？现在都市场经济了，银行借钱也收利息——也怪你小子运气不好，今年欧锦赛谁知道还就他妈让德国佬赢了。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原来王丰这小子今年暑假的时候参与赌球了。他应该赌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看好的捷克队，结果未料在决赛时点球输给了德国队，赔了一大笔钱，于是陆陆续续还到了现在。
我正准备离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叫刘哥的家伙应该是将一大缸子隔夜茶往窗外随手一倒，结果正好有一小部分浇在了我头上。隔夜茶水不烫，不过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还是把我吓了一跳，于是大叫一声，顿时暴露了自己的存在。
刘哥绝对属于反应快的，大喝一声：谁？！但因为是一楼，窗户上装着防盗铁栏杆，他无法把头探出来看。这个防盗设备反倒给了我及时逃跑的机会，但同时我也听到刘哥对王丰喊：出去看看！快！
我往自己停车的地方飞奔而去，路过王丰停车处时还不忘朝最外侧的车狠踢了一脚，十几辆车宛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最后将王丰的车子压在当中——他等下绝对要花一番工夫才能把它拖出来。
但王丰在足球场上向来有“跑不死”的外号，当初猛追小偷也印证了他的长处，所以他眼看自行车一时取不出来，索性光靠两条腿来追我。
王丰这种拼命三郎精神是有根据的：假如他的赌球行为被学校发现，那无疑是要开除的。所以我根本来不及推车走人，只能先往新村外面跑。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很戏剧化了：王丰一路狂跑（也许还有刘哥），出了新村大门，赫然发现外面的马路上，四处都是附近一所中学趁着午休出来吃饭或者逛街的学生——他们都穿着和我们学校一模一样的健生牌校服。
其实我中午出来时从龙虾那里借了件外套，但校服还是被我扔在车斗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当我跑出新村发现了满大街的“健生牌”时，不假思索立刻把手中叠成一团的校服披到了身上，消失在人群中了。
不幸的是，我回到学校才发现，自己的值勤证在奔跑中丢失了。
然后它被王丰捡到了。
5
那张值勤证我一开始是放在校服口袋里的，天知道当我逃到马路上并将校服披上时它是不是已经掉落。
我回到学校准备继续值勤，才发现空前的危机已经降临到了身上。
我们学校的值勤证规格样式统一，不写编号也不写学校名称，给其他学校的人捡到根本无法辨认出来。但假如是王丰捡到那可就不一样了，何况一个月前他们3班刚刚轮完值勤周，这块牌子应该再熟悉不过。
龙虾说过，尾巴的第一原则是保密，绝不能暴露自己。
我那时还不能确定证件是不是给王丰捡走了，但可能性很大。如果我是个二百五一样的傻男生，对此不屑一顾，那么万一他拿着这块牌子在我们7班挨个看过来的话，我可就嫌疑重大了。况且王丰应该比我早回学校，因为他在追丢我之后肯定直接回来，而我还要确认安全之后再回去拿车。
我直奔班主任办公室，问她有没有多出来的值勤证。
班主任眼睛朝我一瞪，说：我哪有多出来的证件？对了你跟下面的人说一下，弄丢了值勤证要赔偿的啊，两块钱一张！上次其他班级就有人丢过——还有，这些语文作业本你拿回去交给课代表，让她下午上课前发下去。
这老娘们当然不能理解现在压根不是两块钱的问题。我抱着那叠本子转身往楼上走去，现在似乎只能找龙虾帮忙了。但是我到了那里却发现门锁着，里面没人，不知道这唯一的救星做什么去了。
该死！
我咬咬牙，想绝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唯一比较保险的办法就是赶快回教室，拿别人的值勤证顶替一下。这也许看起来很卑鄙很下流，但关键时刻保全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面对王丰和小偷搏斗时是这样，现在亦然。
我刚走到操场上，就看见作为执勤班长在四处巡查的陈琛，顿时两眼冒光，问他这里有没有多出来的证件，我急着有用。他说没有，不过可以先把自己的借给我。我连忙谢绝他的好意，又急匆匆地走了。
虽然陈琛没帮上我的忙，但他的出现启发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人选，就是陈琛的同桌。这个人负责早上车库的值勤，平时都把值勤证丢在课桌里，甚至也不带回家，而他中午一般都会去文体楼的乒乓房打球。
又是乒乓房，又是偷。历史的车轮转得真勤，这么快就转回来了。
然而刚走到我们班那层楼，就发现王丰已经站在了教室门口，正一脸冷峻和肃然地靠在门边上，明目张胆地观察着进进出出的学生。
在此之前我从未在这个热爱运动的大男孩脸上看到这样可怕的表情，好像是锯子刻在岩石上的作品，并且还浇上了硫酸。他拦住每一个胸口没有值勤证的同学，口气生硬地问他们是不是掉了牌子。但每个人都令他失望地从口袋里拿出自己清白无辜的证明。
王丰带着狐疑的脸色放过他们，然后继续等在那里，另一只手拳头紧握，并且不忘四下张望，然后就往我所在的楼梯方向看过来。
但他没看见我。
在刚发现王丰扭头的一刹那，我已经闪身躲到了楼道拐角的后面，然后背靠墙壁。在那一瞬间我相信自己都瞥见了他手里攥着的一个长方形物件。
怎么办？
我咽下一口口水，确定他刚才应该没看见我，在心里又默数了四五秒钟，终于鼓起勇气慢慢将身体往走廊方向挪动，想要再次窥探一二。
但我的眉角刚刚接近墙角的边缘，最外面的胳膊肘就被人用力拉了一下，整个身体又退回到了墙壁后面。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时刻，我的下意识反应居然是用力稳住手里的那一大沓该死的本子，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矮小女生出现在眼前。
她戴着偏厚的眼镜，冷冷地看着我的狼狈相，将一张值勤证摆在那叠本子的最上面，同时嗓音压低道：
林博恪，没有比你更蠢的尾巴了。
第三章 剪刀小组
1
关键时刻忽然出现的这个女生叫南蕙，王丰他们高三3班的班长，同时也是尾巴小组的一员，只不过她所负责的那个环节不是跟踪，却是检查私人通信。而她们这种身份则被称为“剪刀”。
一九九六年，手机尚未在校园出现，电脑也不普及，在家煲电话粥容易被父母喝止，所以不同学校间的学生多靠信件交流。除了情书这种最直接的证据外，学生们往往会在普通的通信中对自己学校的早恋状况提到一二，尤其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