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他那种无拘无束的举止、轻率的声明、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模式，以至于许多人不把他当真。
《生活》杂志给他贴上了“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标签；《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冠以“一个平庸的文职人员”的称号以及“一个不出色的光知干重活的粗鲁汉”：《时代杂志》称他是“维德维什涅茨”，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但他一直是被每桩历史事件“推向前进”的幸运儿。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给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去穿那双靴子代替他了。在他初次离开苏联去贝尔格莱德访问时，他的举止对提高他的形象也帮不了多少忙。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然是不相称的。
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
华盛顿社交界中那些半瓶醋的外交政策业余爱好者连同职业外交人士，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当时，有人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饮酒过多，说一口“糟糕的俄语”。有些观察家简直不明白，赫鲁晓夫说话的句法混淆不清、服饰过时以及谈吐、举止粗俗，竟未能降低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所起的作用。由于受到人们的风度和教育所产生的过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忘记了优雅的风度不一定使一个人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政治家风度方面，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东西。除非政治家有着经过锤炼的内在的力量，否则，无论他的外表多么雅致，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台是俄国式的美国克拉贡参议员。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阅兵典礼上，苏联最高层领导成员在武装部队通过时，面上毫无表情地观望着。但是，当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头顶轰鸣着掠过时，赫鲁晓夫在观礼台上又蹦又跳，拍拍尼古拉·布尔加宁的背，如同一个小孩拿到一套新鲜玩具那样露出欣忭的微笑。在他观看喷气飞机时，赫鲁晓夫没有莫洛托夫那种冷冰冰的庄严的举止，但这并不是说他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不那么冷酷无情。
赫鲁晓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绝对掌权的年代里锤炼出来的。斯大林有两种部下，一种是爬得快的，一种是被整死的。
他杀死自己的人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应对此负责。安东·安东诺夫·奥夫钦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真相》一书中，估计被杀的人数是一百万，其中包括斯大休自己的妻子和列宁的遗孀。在那些岁月里，只有那种具有冷酷无情的才能和有搞阴谋诡计天性的人才能活下来，并且爬到了最高层。
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当时我去苏联是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同年晚些时候，在他访问美国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动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自1950年以来，每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该决议案中规定的公告，敦促美国人研究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所处的困境，并保证支持这些国家的正义的愿望。
赫鲁晓夫是仅在我自美国抵苏联之前九十分钟，才从波兰回到莫斯科的。波兰人民抱着冷淡和蔑视的态度接待了他。总起来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是紧张的。赫鲁晓夫一回国，就立即在机场发表一篇强烈谴责被控制国家决议案的讲话。当我的飞机着陆时，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礼仪的接待。福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又措词强烈的欢迎词，但既没有乐队奏两国国歌，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明显，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我们第一次会晤。当我走进去时，赫鲁晓夫正在房间远处一个角落里审视着苏联人几个月前发向月球的月球卫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它好象是个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双手显得很小。他跨着无节奏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还要矮，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六英寸。身围肥宽、两腿粗短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使他显得矮胖、笨拙。当我们招手让摄影师照相时，这位六十五岁的苏联领导人握手强劲有力，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体格强壮和牛一般浑身是劲的人。
赫鲁晓夫当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和蔼可亲地和我聊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扫视着室内每个角落。他有一副圆脸、厚嘴唇、坚实的颚头、狮子鼻和高颧骨，显得生气勃勃。
他对我约于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表示赞赏。他说，他欢迎我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种和平竞赛。然后，他挥手示意摄影师出去，让我在长型会议桌前与他面对面地就坐。
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嗓门，就被控制国家决议案开始了长篇激烈的演说，宣称这是严重的“挑衅”，是愚蠢的和威胁性的决议，还不时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砰乱敲。他要求知道，战争是否是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他说：“在此以前，苏联政府认为，国会决不可能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尽管已死，但他的阴魂还不散。
对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我向他解释，该决议案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要采取行动的号召。我试图接着谈其他题目，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个准备。我终于说了，在白宫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要中断看来无法取得结果的冗长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们已经揍死了这匹马，现在，让我们换一匹吧！”
在翻译过程中，他毫无表情，但决定对这个问题还要再试一下。他说：“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不应当揍一匹马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我仍不明白你们国会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要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至此，他还满脸愠色，疾言厉色地喊了几句我感到是相当粗鲁的话。后来成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而当时是他的泽员的奥列格·特洛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起来。显然，他感到尴尬，并看了看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
这位大使懂俄文，他泛泛一笑置之。过了几分钟，这位译员翻译说：“这项决议名声很臭，象是一堆刚拉出来的马粪发出的恶臭，没有别的比这味儿更难闻的了！”
在翻译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盯着我。我决定要诱使他摊牌，让他自己讲条件。我想起了情况介绍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在青年时期当过猪倌。我还回忆起我童年时，人们广泛使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回一个邻居曾使用了一筐猪粪，恶臭熏天。我一边直视赫鲁晓夫的眼睛，一边以交谈的口吻答道，“恐怕主席弄错了。有一种东西却比马粪还难闻，那就是猪粪。”
翻译后的一刹那，赫鲁晓夫欲怒未怒，两侧太阳穴的血管看来随时会胀裂。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点你是对的。”“所以，也许你说得对，现在我们该谈别的问题了。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你在访问期间将会听到关于这项决议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而很少在其他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信守诺言的。
我难得象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级会晤那样作如此充分的准备。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一次会晤后，我认识到，没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准备好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他对此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礼貌、礼仪、旅行计划对他来说都等于零。在我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常常对我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在美国电视台模型的摄影机前奚落美国，在美国厨房模型的洗衣机前用核导弹威胁西方，在感到惊讶的尼克松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个社交性的午餐变为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会。
与赫鲁晓夫会晤刚结束，我反复思考了这几次会晤的情况，而赫鲁晓夫这个人的形象也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其对手的弱点有种本能的感觉和向对方榨取好处这种几乎是强制性的倾向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对手让步一英寸，他便推进一英里，只要别人显露出一丁点儿胆怯，他就在你身上辗过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观众在场时，他有卖弄自己的癖好。
他是一个在会晤前要做准备工作的人，对其对手的立场，了解得如同对自己的立场那样清楚，他为此自鸣得意。在辩论中，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国为他在被逼到墙角或难以守住阵地时，能够曲解、搅乱和改变话题。他的感情显得很激动，然而他的言行向我表明了，在讨论重要付题时，他严肃认真、冷静、不动声色，并采取分析态度。
赫鲁晓夫使世界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惊愕，达十一年之久。他于1953年从斯大林助手的行列中平安无事地爬了上去，而于1964年他的同僚出入意外地将他废黜时，他又砰地一声下了台。他给世界留下了执政时期的赫鲁晓夫的三个形象：是一个爱吹牛皮的小丑。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方面，他胜过任何一个现代苏联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