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席斯推行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结成联盟，缔结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他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五十年代后期，他又着手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把这种友好关系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门的官员们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达任职，而不是到罗马和巴黎任职。他说：“我们可以为抵抗共产主义贡献聪明才智。不错，我们有能力担任亚洲的领导。但我们不准备用自封的方式来充当领导。”
由于新加坡的面积小，从政府领导人的角度来说，李光耀的回旋余地比孟席斯还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样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几代。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亚洲那个古老的和最大的国家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对我说过：“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中国总是吸收外来的影响，最后又把它们摧毁。”李光耀是在毛译东去世之前九年说这番话的，当时中国正激荡着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实证明，他关于毛泽东的影响将会下降的预言是正确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国家时，同样使用了一些类似的术语，生动他说：“现在有大树，有小树，还有藤蔓。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中，有些是小树，可能会变成大树；但绝大多数是藤蔓，它们由于缺乏资源或缺乏领导，将永远成不了大树。”
谈到亚洲的一棵“大树”时，李说：“日本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绝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作用。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于只在制造优质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和教其他亚洲人种水稻方面发挥作用的状况。”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当时，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并取得它作为亚洲自由堡垒的应有地位。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和华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愤慨，但他却能采取前面所述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位现实的和具有勇气的领导人。·在国内问题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统治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中少有的一员——他不搞狂暴的、破坏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过创伤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国家建设中去。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显示出同样的能力，他摆脱了当前和过去的愤懑，着眼于新世界的未来及其本质。这是一个人真正伟大、崇高的标志。象李光耀这样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没有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这对世界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9、在舞台上——领导能力之见解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
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人物。获胜之后，权力本身又进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权力不属于街上的老实人，也不属于隔壁邻人。
我过去遇到的涉及当总统的问题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权力的影响问题。最使人恼火的是千方百计地反复询问，“难道当总统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是最好的总统。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最有能力最勤于职守的人。但是，塔夫脱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权力。麦克洛伊问道，谁喜欢权力呢？斯廷森回答说：两个罗斯福。
阿登纳、邱吉尔、戴高乐——他们也极其欣赏权力。把喜欢权利说成是一种“乐趣”，那是把问题贬低和庸俗化了。一个虽有失误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个因小人物滥用权力而恼怒的人，会急于甚至渴望亲自掌管这些权力。看到别人误亭事他甚至肉体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权力，他会更有兴味地行使权力。
享有权力，他还必须认识到难免犯错误并能承认错误，希望在较小的而不在大问题上犯错误。只有具备这两方面，既欣赏权力又不怕犯错误，才能有伟大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大胆的行动。
一位领袖若不那样强烈地关心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以至“乐趣”之类变得无关紧要，他就不应该作领袖。他会无所作为甚至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他应该另找时间娱乐，包括寻求“乐趣”，但是，他应该有所节制，把“娱乐”和工作严格分开。
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冷静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估计，这一点既适用于实质性的工作，也适用于各种礼仪活动。
当人们把当总统（首相，或有实权的国王）想象为某种“乐趣”时，那他们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满面的领袖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出现的场面，而忘记了要花多大气力才能组织群众和保证领袖能笑对摄影机。人们也许想到了表面的和仪式上的场面——礼服、身着制服的卫队、预示贵宾来临的号声、飞机、游艇、车队、旗帜，但这些并非为了取悦总统。象法官的法衣那样，它们规定着职衔，有助于履行职责。一定的权威甚至威仪是需要的。外国的国家元首，特别是那些小国的元首，需要一些有着崇敬的标志显示他受到欢迎的场面，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他个人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代表国家。肃立在火热的太阳下，必须记住所有成员的名字，并确保礼仪中的每个细节都严格按计划进行，谁要把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从未参与过这些活动。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决不是拿别人用过的自怜的语言把担任总统说成是一种体面的苦恼。我曾为当总统而奋斗，并为了保住这个职位斗争过。我喜欢这个职位象大多数领袖们一样，这种喜爱主要不是因为乐趣。
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君，他们为自己谋求权力。但是，大多数居于最高职位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不少人称得上伟大的领袖——他们要求权力，只是要借助权力来干一番事业。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权力。
我这里提到的领袖没有一人是单一的。没有一人是纯洁的、不是具有复杂的动机的。没有一人要求权力只是为了个人地位显赫。尽管有些人，如苏加诺，过分放纵肉欲：一些人，如赫鲁晓夫，对他们的政策带来的痛苦过于麻木不仁。但是除了为自己外，他们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个人，不管正确与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的事业，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声。
在讲到领袖时，我们通常用最高级的比喻。说他们攀上了顶峰、力挽狂澜、远见卓识。我们常把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谈称作最高级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邱吉尔在格利博卢陷入危机时，曾写过一封未发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后于事态的发展。”
有些领导人，确实高出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一般他说，最高级的比喻是特别贴切的。他们应高出世俗之见，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他们应该站在山顶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现代，对过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来。有些人则留恋过去。极少数人具有把过去运用于现在的技巧，设法使自己看到未来。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这种技巧。正如布鲁斯·卡顿描述的林肯那样：“偶尔，在林肯看来，天空触及不到地平线，在地平线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动的朦胧的形象。”
作为军事战略家，戴高乐和麦克阿瑟两人都能高瞻远瞩。
戴高乐在反对依靠马其诺防线时，问道：如果不能吸引敌人进入分隔地带，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麦克阿瑟撇开日本已经设防的岛屿而在日本来设防的岛屿进行了两栖作战。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这次战争、当时的技术情况进行思考的范例，而其他人是根据上一次战争来思考问题的。针对马其诺防线的弱点，机动灵活是关键，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略的关键。今天回想起来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俱在当时却并非如此。
伟大的领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在回顾中，也仅仅是在回顾中，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他们既有意志力又有权威，并以此推动自己的国家前进。三十年代的戴高乐，还没有那种权威，但他当时显露出这些特点，对他后来获得权威，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麦克阿瑟有这种权威。如果戴高乐早一点有这种权威，邱吉尔在英国也有这种权威，那么欧洲的历史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戴高乐和邱吉尔是有远见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欧洲还没有走过艰难的道路，认识不到他们是正确的。
理论家喜欢抽象地看待权力。领袖们知道得更确切，权力使他们面对现实。教授们可以驰骋于荒诞的艰深的学科领域，而掌握权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