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细叩纳缁岬匚弧�
作者为了给自己所属的这样一个社会阶层定位，提出了调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识，比如80年代的“雅皮”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的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等级分层的新十字路口。几十年的平等社会的神话已经打破，人们的社会等级观念正在急速地更新，推动这一变革的最有力的因素就是金钱，占有金钱的多少正在把人们的社会地位重新划分。金钱取代了平等和社会公正，开始编织自己的神话和传奇，编织人们的生活梦想，同时毫不犹豫地粉碎着一大批人的致富期望。金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隐喻，一个可欲不可求的价值符号，一个双重的象征：即象征着全部有关幸福的梦想，又象征着所有追逐金钱者的噩运。于是人们困惑地问道：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理想吗？
这样想或多或少有些过于悲观。事实上，在中国，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已经或正在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到，无止境地追求金钱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也未必可以顺利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追逐金钱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而珍贵的不能重复的生命却在悄悄地流逝。不管现实中存在多少令人沮丧或使人激动不已的事实，有人发财致富，有人陷于贫困，但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明显的改善。他们不再是穷人，尽管他们也远远没达到富人的收入。正是这一部分人发出了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阶层？如果不喜欢追逐金钱，我们的希望在那儿？我们的未来是什么？这个社会在金钱统治的道路上还会走多远？
本书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提出了社会分层的新的标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种标准，无论你承认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有品味有生活格调立刻能够使人们对你刮目相看（文化痞子和玩世不恭者除外。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人数同前几年相比正在越来越少），使你获得更多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地位。金钱固然重要，但是只有金钱并不能使你获得普遍的认可、尊重和赏识。你怎样花你的钱，用它带来什么样的消费，这些消费使你呈现出什么特征，则成为更加要紧的问题。
尽管作者讨论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等级现象，但市场经济带来的世界化趋同态势，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越来越深的商业和文化影响，使得本书中描述的种种现象，已经可以在中国找到今人悲哀的对应。美国昨天和今天的等级困境，也许就是中国明天的生活闹剧。如果本书能够成为一面镜子，使中国人可以从中看出每个人未来的或正在显露的鄙俗和丑陋，从而开始注意培养品味和生活格调，也许还来得及避免跌人恶俗的低级生活趣味。
最后，我还想谈的一或是，此书的艺术特色。保罗·福塞尔原籍英国，后来移民美国。他的写作极具个性，措辞考究典雅，句子长而复杂，是典型的英式写作风格。他在行文中大量地使用了反讽手法，叙述幽默诙谐，有时几乎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再者，书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观察和展示达到了精微至极，如果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批判眼光，是绝无可能做到的。这样一种风格，要想在译文中全部体现出来，简直没有可能。倘若我没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生活经验，是决计不敢去翻译此书的。好在两位年轻译者对作者语言的把握误差不大，这才保证了译文的基本质量。我想说的是，即便不能完全体现保罗·福塞尔的艺术特色，这个译本在展示作者的思想风格方面，无疑是一次经得住检验的努力。
在停笔之前，我不由地想到法国后现代大师罗兰·巴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他所希望的理想生活，他说：“有点钱，不要太多；有点权力，也不要太多；但要有大量的闲暇。”钱和权力对于一个生活在商业社会里的人来说不可全无，否则你会生活得没有尊严和安全感。但无止境地追逐金钱的生活也不值得，因为缺少品味。那么罗兰·巴特渴望得到大量闲暇用来做什么呢？他简单地回答道：“读书，写作，和朋友们交往，喝酒（当然是葡萄酒），听音乐，旅行等等。”简言之，过有品味的生活。因此，读过此书之后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想想，你真正想过的生活是什么？至少有一种算法是聪明的：有钱并不必然使你的社会地位提高（这里并非在说经济地位，而是社会地位），因为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钱财。但有生活格调和品味却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等级。
保罗·福塞尔写作此书的初哀，也许正是为了这一目的。
石涛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北京
第一篇 敏感话题
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迄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依然显得暖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坐在绅士们的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问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而是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前，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1931）一书里写道：“'等级'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1980）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里一册由拉塞尔·林斯所着的《时尚先锋》（1954）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记。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斯塔兹·塔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1967）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示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乎本能地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提示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人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1959）一书的作者列昂纳德·罗埃斯门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辞表示附合。”小说家约翰·奥哈拉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