髁讲嘟ㄉ瑁嗣裼⑿奂湍畋延�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少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打肿脸充胖子。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周恩来在看方案的时候，曾经对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方柱提出意见，认为人民大会堂的圆柱粗，历史博物馆的方柱细，不对称，希望您加粗方柱。张开济坚持己见，认为圆柱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透视效果都是一样的；方柱则不同，正面看最细，四十五度角看最粗，因而，不能再加粗了，否则就显得很蠢。周恩来最终没有干涉张老的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开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彭真市长指示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一代才女林徽因没能看到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她因病于1955年4月去世，梁思成以悲痛的心情设计了林徽因之墓。墓碑下方，安放着一块汉白玉花圈浮雕，它是林徽因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一个样品。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方案设计之初，梁思成就针对天安门广场及相关建筑的巨大尺度提出异议，认为天安门广场过大，不合比例，置身其中，“仿佛人掉在了沙漠里”。
林徽因辞世一年之后，已遭受批判的梁思成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公开检查。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检讨自己成广场的问题上，只考虑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尺度，未考虑“五千、一万乃至百万人集体活动的尺度”以及“‘政治的人’、‘新社会的人’所要求的伟大集体的尺度。”
作家冰心也写道：“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使纪念堂的兴建迫在眉睫。当时除了天安门广场外，还有香山、故宫和景山几个选址方案。香山的方案借鉴了南京中山陵的做法，香山不仅是1949年毛主席进京后最先居住的地方，那里山水秀美，颇具气象，适宜成为一代领袖的安息之所。故宫方案，将纪念堂地址选在现在天安门和太和殿之间，有的方案要拆除紫禁城端门，有的方案则端门、午门全部拆除。景山方案则建在山顶，有高高的台阶逐级而上，景山五亭全部拆除，景山南坡几乎全部被纪念堂建筑占满。这些方案全都规模宏大。天安门的方案也不例外，甚至有的方案建筑面积达十几万平米，把广场的南半部全部占满。设计者认为只有体量宏大的建筑，才能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和敬仰。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呈现出来。
城墙兴衰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一份修复城墙的报告摆到了市长叶剑英的桌案上。这项报告的起草者是当时的市建设局。他们对千疮百孔的城墙作了实地勘察，并且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叶剑英立刻批准了这个报告，责承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关于“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财政部拨人民币15亿（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对安定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两年后，北京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