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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一位外国公使抵京，要面见皇上，但又拒绝下跪。礼部官员于是“别有用心”地安排他从正阳门进城。这显然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一方是渺小的个人，另一方是规模宏大的东方建筑群落。他走过大清门、千步廊和御道，天安门金色的重檐、深红的城楼、洁白的阶石栏杆、石狮华表，以深远的蓝天为背景，如同梦境里的布景，令他倾倒。走过端门，凹字型的午门，充满东方王朝的神秘力量；而午门后的太和殿广场，却又豁然开朗，节奏变得舒缓，有内金水河弯曲流过，如天国般宁静深远。在太和殿上，他身不由己地跪倒，不仅因为宫殿道路的巨大尺度令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更是被中轴线上透露出的王气所征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开出土石鼠和石马的谜团。天干地支中，子为鼠，午为马。这两只分别被埋藏的石雕，暗示着中轴线实际上是城市的子午线。整个城市的建筑都以此为对称。即使大地上的景物不断被时间篡改，这两只被埋藏的石兽也将恒久述说曾经存在的真相。
如今，北京市政府做出恢复永定门城楼的决定，从而使这条七点八公里的中轴线的完整性得以复原。此后，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设计方案在招标中，中轴线的长度，正随时间一起延伸。
格局：方形城池
这是一张明代的凤阳城地图。
这是一张明北京地图。
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两张古老的地图，布局上居然惊人的相似。
凤阳是一座明代都城，但比起西安、洛阳、南京、杭州这些古城，人们却知之甚少。这座从前的繁华都城如今显得空疏寂寞。但是，北京的史学和都城学家们，却时常到这里研究、考察。显然，凤阳的地位，十分重要。
是什么吸引了专家们的脚步？那些倾颓的城廓和被野草遮蔽的小径，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时间的流向永远向前。对于古代建筑上残留的历史记忆，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一个古王朝的伟大梦想，早已淡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东土城路、西土城路、北土城路。这些地名对于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谁能想到，这些平直通畅的大路，与八百年前雄关高墙的联系？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北土城路东段辟建元土城遗址公园。仿佛未随时间流逝的只言片语，保留着些许历史的证词。只有细心的人，才能透过残迹中那些雕刻精美的排水孔道，推想这座都城昔日的繁华气派。
明永乐七年，即公元1409年，朱棣到北京巡狩的第三天，“交趾进白象，泰宁侯陈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贺”。《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一事件。皇帝打猎和外国进贡白象仅仅是一种表象，而背后的秘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那就是在北京营建都城，为从南京迁都北京做准备。泰宁侯陈珪成为这一计划的秘密实施者，而且与皇帝朱棣保持着单线联系，可以越级请示。
五个半世纪以后，即公元195X年，北京在拆除明代城墙的时候，在西直门一带（？）意外地发现了包裹在城砖里面的元代土垣，从而证明了一个事实：明代城墙是在元代城墙的基础和位置上修建的——至少东西两侧是这样。现在回过头来分析，陈珪的这一方案，很可能包含着两层目的：一是为了保密，即使施工初期就显示出这座城市的规模比起南京要大得多，但在当时却未必有人推测出这一营建的真实目的；二是保证都城的布局，使宫殿的位置刚好出现在中轴线上。
公元19XX年，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的另一次考古发掘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在这里深达五米的流沙层中，纵横交错、相互叠压着深达十五层的木料。这些木料，彼此间都用铁扒锔钉牢，组成一个整体，木料间的空隙用沙土填实，上面再起各层夯土夹筑碎砖层。
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熜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才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折，形成了北京“凸”字型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然而，当笔者如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从时间的追溯中复原历史的时候，却遗忘了历代都城在空间上的暗示。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城中城”的模式，而方形城池，最有利于形成对称格局，形成庄严的礼制秩序。
凤阳和北京，如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一样，保持着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区别仅在于当后者在华北平原的万千气象中一天天壮大，前者却如尸体般在时间深处腐烂和消失。
朱元璋称帝后，一度决定把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凤阳）定为国都，让自己的出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时间的起点。不同于汉长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等都城，他试图让自己的都城最大限度地贴近《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可惜的是，这项从洪武二年开始的工程，仅持续了六年，就戛然而止。那个偏僻的一隅，显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他只好暂时回到南京，以为京师。
成祖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显然知道中都凤阳的地位。他在七八岁时目睹过营建中都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青年时代，他奉命与兄弟诸王在凤阳练兵，又亲历了改建皇陵的工程。决定迁都之后，他多次亲赴凤阳，实地堪察。这两座遥远的都城，又怎能不保持天然的联系？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毁灭了朱元璋的梦想。XX年后，他的儿子把凤阳搬到了更具王者气象的地方。
明永乐十七年年底，明成祖朱棣在新落成的紫禁城太和殿接见了来自西亚波斯帖木儿帝国哈烈的沙哈鲁使团，并不无炫耀地邀请他们参加了新宫落成的庆祝典礼和新年大赦令的颁布仪式。这一年的四月，也就是在新都建成之前，陈珪已经离开人世。
宫城（上）：中央之城
将近4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植物园一位名叫溥仪的园丁，买了一张故宫的门票。然后，他随同许多游客一起，参观了这座昔日的宫殿。自从一九二四年，他作为废帝被驱逐出这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没变。
紫禁城这座豪华的宫城，在清代末期已经破落不堪。太和殿广场上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空旷的风声取代了朝仪的礼乐，百官列队的地方堆满垃圾。我们仿佛看见了一种制度在最终完结时那幅荒凉颓废的表情。
与溥仪记忆中的衰草枯杨不同，整修之后的故宫，在天空的无限背景下，殿宇威武宏伟，如梦境里的布景。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它既可以破坏一切坚固的楼宇，也可以修复残缺的旧迹。
尽管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但是由于当时财力所限，故宫雉堞圮毁，椽望糟朽的状况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几度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那时的溥仪不知是否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国家再度为故宫古建保护拨款数亿元。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组群，故宫将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故宫，就是宫城，通常又叫紫禁城。紫禁城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