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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有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们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粘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
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的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个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吗？”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张弟弟的照片，便明白这位退休老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正在这一刻，停电了。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电业局也骂儿子，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和其他人忙去拉扯他，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认得儿子和邻居了。他愤怒地大喊：“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这些手电筒来骇得住谁？……”
他被送进了医院，一躺就是十来天没有苏醒，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他恐怕是不行了，家属得准备后事了。汉军和家人不相信这些混账话，去找院长哀求和争辩，又把父亲转到了另一个医院。事情的结果是：父亲最终醒了过来，而且慢慢恢复了正常。他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笑呵呵地与方强一起去钓鱼了。他的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喜欢喝罐装可口可乐，儿子和媳妇给他的钱全部花在巷子口那个杂货店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个空罐出现在墙角。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甚至厚着脸皮找晚辈或者邻居讨要。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要文。他找来纸和笔，把这些特别要文的段落摘抄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者职业介绍广告旁边。
市容监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十分伤心。一旦发现他前一天张贴出去的文章不翼而飞，他就呼吸粗重，满脸涨红，手指开始发抖，胡言乱语也就随口而出：“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不让他再次病重入院，汉军偷偷去求市容监管队，求他们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愿意为父亲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街头的广告位置。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小字报后来果然有了特殊地位，可以保留三天左右或更长时间。这使老人比较高兴，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远远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手抄报，你看看，真理就是真理，谬论就是谬论，真理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他不知道这些真理的代价不菲，一个月就要花去儿子几百块钱罚款。厂里停产的这一年，汉军拿不到工资，实在交不出罚款了，就偷偷变卖了家里一个进口的电饭锅，气得老婆脸色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老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淋的指头指向丈夫的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啊，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把电视机也拿去卖啊！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啊！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啊！你打！你耍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他拿走了所有的慰问费、赞助费、抚恤费，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好欺侮啊？”
汉军也冒出无名火，拍桌子大吼，“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沉闷的嚎哭。
汉军抽了一支烟，缓和了一些，走到床边冲着女人一起一伏的背脊和高高突起的胯骨，不知道该说什么。“离吧，我早说过罗家不是你呆的地方。”他又说，“你吊颈也要选棵大点的树，莫说我们拖累了你。”
“你动不动就说离，你怕我不敢离？”
“是要你离，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起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是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去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啊！”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
“老娘不签就不是人！”
妻子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日本轿车，看来是妻弟的动作很快，是要来接他姐姐走了。他停了一下，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正当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了妻子的声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