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内参一写，把政协提案一交，公安局就得来乖乖地整改。我本来还想搞个记者团去好好曝它一下光！”
这似乎是事实。
手机响了。从他突然溶化如泥的五官来看，从他立刻扭腰和跷起小手指的青春活泼来看，手机里想必有女人的香风扑面。他乐呵呵地说不行不行，时间这么晚了，他刚见了中央一个领导，还要等两个美国的传真，实在没时间啊。他又哟哟哟几声，被一只蝎子咬着了似的，说好吧好吧，宝贝，我联系一下美国再说。
他收线了，气恼地摇摇头，“唉，都是我大观园里的一帮妹妹。好厉害！现在没多少客人了，天天把我的手机打爆，要宰我的冤大头！”
他无可奈何地带我去了一个夜总会，一进门碰上领班就吆喝：“还有哪些没上台的？都来都来，都算我的！”
七八个花枝招展的女子一涌而出，雀跃欢呼又饿虎扑食，把我们严密地押进了一个KTV包厢。其中有一个还坐到他腿上，攀到他的肩上，差一点就要骑到他的头上。不过，她们今天有点高兴得太早了。老魏确实是来收容她们，不过日本贷款没到位，今天不能给现金，只能开白条。
花蝴蝶们哪吃这一套？她们柳眉倒竖，翻脸不认人，咸鱼小贩的粗话脱口而出，七手八脚把魏总来了个围抢。不仅搜走了他身上的发票和几张小钞，还搜走了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的一副太阳镜也被人抢走，大概是便宜货，被那个女子看了看，又给甩了回来。一只手表还没解下手腕，已陷入三个疯婆子的争夺之中。
“你们欠打不是？”魏总一脚踢翻了茶几，这才吓得花蝴蝶们一轰而散。“你们也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眼睛画得熊猫一样，衣服穿得咸菜一样，一看就是个卖甘蔗的，没一点品位，也想在这里混钱？”
看她们低眉顺眼，噘着嘴嘟嘟哝哝，气焰不再嚣张了，他把散乱的头发抹了抹，气平了一些：“叫化子嫌饭馊，还想要现金。哪来那么多现金？现在是文明社会，中国要申请进入
WTO，各行各业都要讲道德，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你们首先就要端正服务态度不是？不要唯利是图急功近利不是？不要把一个钱字顶在额头上。钱钱钱，俗气！别说你们这些破冬瓜烂茄子，就是国色天香来了，也不能开口就是钱！你——“他指着一个女子，”要你去矫正牙齿。为什么不去？一嘴桂林山水，还不把客人吓出十万八千里？“他把对方气得哇的一声哭着夺路而去了，又指着另一个胖丫头，”你们也站好！你——讲话最没有礼貌，一点文化都没有，还口臭！只唱得了几首港台歌，连英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也不知道。这样的素质怎么行？你们白天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读读书？像唐诗，宋词，元曲，总要知道一点吧？像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还有最新发生的国家大事，总要知道一点吧？……“
他的政治教育和人生指导看来没完没了，我把一个点歌簿翻过好几遍，最后装作上厕所，溜出了空气混浊的包厢，来到了大街上。
眼前的街口靠近华天宾馆，有一个贴满小广告的邮局报亭，居然还是三年前的老样子。三年前我就是在这里被抓的，当时被警察反剪双臂，额头顶住了一个肮脏的垃圾桶，屈辱的牢狱生活由此开始。我曾经在监仓里狠狠掐自己的大腿，想把时间掐回到这个垃圾桶，掐回到我到达垃圾桶之前的一刻。
现在我回来了，对着垃圾桶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的两个同案犯后来终于落网，使案子得以审结，我可以获得轻判和出狱。但我不知道自己得到这一消息时，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就像经过旷日持久的排队，总算排到商店柜台前了，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不知道柜台里的东西是否物有所值。母亲的床上已经空去并且积有灰尘。未婚妻的床下已经有了另一双男人的皮鞋。朋友们的电话号码大多已经改变——我现在应该往哪里去？我当然还能慢慢地找到朋友，听他们谈GRE，谈技术移民，谈欧二标准，谈真人秀，谈上网灌水，谈党校中青班，还有台阶和助巡……这都是我听不大明白的，就像我当初听不懂犯人的黑话。他们还会拍我的肩膀，给我加上葡萄酒和巴西烤肉，约我下一个周末去打球，看他们如何赢下350杆的耐克或者300杆的登喜路……这又是我不懂的黑话，再一次让我额头冒汗，手心发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了。他们像我当初见到的犯人，对我这个新来的家伙饶有兴趣。
我不是一直在向往这样的自由吗？不是一直向往这样的明亮和舒适吗？为何一落到自由里反而一身哆嗦？
是的，我自由了，听不懂上等人的黑话但还是应该高兴自由的降临。我一遍又一遍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必担心陌生的男人和女人，不必担心任何保安和警车，就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队伍开过来，我也可以在这里吹吹口哨。我没犯法，没有案情。你应该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这就是说，我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看看天色，挠挠头发，挖一挖鼻孔。我既可以上中巴车又可以招的士，既可以看广告又可以看橱窗，既可以摸电杆又可以摸墙壁，既可以踢一个饮料纸盒又可以踢一块小石子，既可以走进一家小酒吧又可以走进一家理发店……我再一次确认头上的天空没有四方形的边框，确认自己可以在这里幸福地打滚，翻斤斗，做广播操——我曾经昼思夜想的一幕。
我给安妮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个电话号码是老魏告诉我的。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电话里口香糖的咀嚼声，还有歌舞厅嘈杂的喧哗。
“我是收音机，你不记得了？”
“什么收音机？”
“我是9号仓的男高音啊。”
“有这样的事吗？”
“我当劳动仔的时候，帮你递过不少条子，还替你到外面补过鞋。”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你不是安妮？”
“对不起，我不叫这个名字。”
“你又改名了？”
“国家机密，不告诉你。”
“不就是藏在哪首诗里吗？怎么不藏在性病广告里？藏在老鼠药广告里？”
我有点生气，也生自己的气。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做什么？是要与她分享自由的幸福或者沉重？是要与她分享回忆的辛酸或者快乐？还是要找个女人唱上一支《红河谷》然后蹭她一顿饭再蹭她两支烟？我已经重返生活，正在与人们相忘于江湖。方形天空下的往事一去不返，不再需要我暗暗地坚守。
“喂喂，”她打断我，“你小子怎么这样嘴臭？不是想来绑票吧？你这个人，想绑票也得先引诱引诱吧。你小子听着，你要是说借钱给我，要是打算送我什么金项链玫瑰花，就再打这个电话。”
啪，对方挂机了。
我像挨了一记大耳光，怏怏地走出电话亭，把门上掉色的“中国电信”四个字看了好久，好像我还能镇定自若。我看了看天，那片无限开阔的云天，被城市灯光映照得一块块发红，如同一片片无人扑救的大火。大巴车在疲惫地喘息，出租车在鬼鬼祟祟地逃窜，自行车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像是在跟踪前面的自行车。仨俩成群的街头闲人看上去在观望与等待，等待着一片无人扑救的大火之下某个事件的发生。
我被三个黑影围住了，退到了墙根。这里离路灯较远，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但脖子下凉凉的刀刃，表明了他们的来意。我有点好笑，因为提包里只有两件臭烘烘的衣裤，我身上也没有手机、手表、钱包以及金戒指，仅有十几块钱还是老魏刚才借给我的，只能让他们白忙活一阵。但他们发现了我手臂上的刺青纹身，都是当初用瓷片扎到皮肉里去的：有一条小龙，是我的属相。数字1994612——是我被捕的日子。
“唐家河出来的？”一个黑影这样问。看来他也是个蹲过仓的人，知道看守所就在唐家河，知道唐家河这个俗称。
“当然。”
“哪个仓的？”
“9号，12号。”
“刚出来吧？”
“三天了。”
“刚出来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么晚了还轧马路？提了个包跟真的似的！”黑影生气地把什么东西往我衣袋里一塞。
很多结了案的犯人没法“投劳”，是因为劳改单位大多人满为患。我的刑期是四年，抵掉看守所里的两年，所剩不多，所以我就当上劳动仔，算是在看守所就地服刑。
劳动仔住的监仓要好一些，仓门白天也不上锁，这样说吧，这相当于从三等仓搬进了二等舱，乡下户口转成了郊区户口。因为参加劳动，我们这些劳动仔也有较多自由，有时甚至能跟着警察出外买菜或者运垃圾，看一看市井的繁华，嗅一嗅汽车废气或女人头发的美好气味。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不会借机逃跑，谁也不会干那种因小失大的傻事。我们有的种菜，有的帮厨，有的喂猪，有的打扫卫生或者修汽车，分成了若干劳动小组。其中修车组经济效益最好，地位也就最高，不但可以吃香喝辣，组员们有时还能请一两天假回家探亲。
我不会修汽车，但毕竟是大学生，可以帮所里写标语出墙报，还可以给警察的子弟们补课。我后来得到减刑的宽大，就是因为把两个警察的小仔子辅导得好，使他们一举考上了重点高中——可怜这些小伢仔，跟着家长住在这破郊区，实在碰不上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我记得学生中最差的是车小龙，车管教的大公子，读到四年级了，九九表还背不全，“甲”字也总写成“由”字。我有一次问他什么是被除数，他只是傻笑。等我再问，问急了，他才一举揭穿我的伪装：“老师，你其实什么都懂，还来问我做什么？”我当时差一点气得晕过去。
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