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些警察多了一份惊讶和同情。他们别说管管孩子，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法休假，充其量只能轮着回家吃顿饭。就这样在高墙下一呆几十年，岂不等于判了个无期？他们虽说拿着工资，但吸最劣的烟，喝最粗的茶，碰到伙房里杀猪分几斤肉，还高兴得屁颠屁颠地有哼有唱，这份日子恐怕连好多犯人也要笑翻吧？
眼下，我是他们的希望，是他们下一代人走出刑期的希望，因此大受器重，有头有脸，趾高气扬，一高兴，堂而皇之换上一件新衬衫，到值班室去看看电视，甚至同管教打个招呼，到大门外的小街上吃两个冰激凌，顺便给弟兄们夹带点香烟什么的进来。有一次，一个探监的家属把我当成了便装警察，一把拦住我，求我批准他同儿子见上一面。我耐心地给对方解释政策，制度是不能违反的云云，说了一大通。
我帮看守所出墙报的时候，还经常出入管理区的房间，参与警察们的一些闲聊，甚至参与他们的学习讨论。有一个死刑犯，以捡垃圾为生，在车祸中断了双腿，活在世上实在受罪，要朋友帮他一把，把他背到桥上再丢到河里去，算是他投水自杀。朋友也是捡垃圾的，想成全这事，没料到一上桥就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最终被法院判刑六年，罪名是杀人未遂。警察对这一判决意见不一。车管教是站在我这一头的，说法院完全是胡闹，人家要自杀，自杀就自杀呗，硬留着做什么？不是留着人家来慢慢地害吗？那受人之托和助人为乐的帮手又算得上什么罪犯？冯姐虽然不赞成我们的看法，但说服不了我们。后来他们在打人的问题上又争议不休。车管教说恶狗服粗棍，新加坡那么发达的国家不也有鞭刑吗？他由此认定，抓到罪犯，特别是那种没有暴力倾向的，最好不要关，打一顿屁股扔出去，再不就割耳朵、剁指头，额头上烫字，既能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又不伤人命，还省了国家的钱财和警力，更重要的一点：免得罪犯们关在一起互相学坏。我在这一点上坚决反对车管教，与冯姐站在一头，强烈抗议车管教的野蛮执法论。
姓车的说不过我们，一口恶气最后撒在我身上：“哎哎哎，你来瞎搅和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你是哪个裤裆里拱出来的？”
我气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你有话好好说，骂什么人？”
“骂你怎么了？你以为教了几页书，就上天了？人模狗样骂不得了？呸，要不是我以前修理你，你小子有现在的出息？”
他不说也罢，一说就勾起新仇旧恨，顿时气炸了我的肺：“姓车的，难怪你那儿子也是个木瓜脑袋。你有什么了不起？干了几十年还是个小警察？你今天可以横，可以凶，但我总要出去的吧？你就不怕你以后老眼昏花的时候在街上碰到我？”
我没说出的话是：你就不怕碰上我的奔驰600？
“稀奇，稀奇，今天是国民党上台了吗？”
他跳出椅子，怒气冲冲去寻手铐，但冯姐拍了我的脑袋一下，一把拉住我出了办公室，算是给我及时解围。她还偷偷对我说，车管教的老爹病了，他老婆又在老家的木器厂下岗，
闹得他最近脾气很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你不要招惹他。
二十四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有一次，我跟一个管教出外买菜，在菜场里遇到了贵八条那个小脑袋。他见我衣着整洁，戴了手表，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把我上上下下看了好几遍。
“你现在是干部了？”
“没有，劳动仔，也就是当个组长。”
“组长也是干部，差不多的。兄弟，这事全靠你了，你一定帮我去找政府们说个情。”他的“政府”是指警察，他的事就是要回来当劳动仔。
“出去了还想再进来？”我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你们看在老交情的份上，总得给我一口饭吧？”
“你没饭吃？”
“吃什么饭？不瞒你说，我天天在这里捡烂菜叶子，晚上就去翻垃圾桶，一张脸皮早就甩在地上，踩了好几脚，不要了。兄弟，你不知道啊，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大，没文化，又是唐家河出去的，人家一听就怕。谁要呢？现在没有工作的大学生，都一抓一大把的。”
“你肯定是懒，上班打瞌睡。”
“天地良心，我做事的时候连尿都不屙。”
“据我所知，所里现在不缺人手啊。”
“我就打打杂，不行吗？我洗菜切菜是把好手，扫地拖地也是把好手，就是喂猪掏粪也行。你们不想做的事都归我了！不行吗？”
我不能支持他的异想天开。我就算衣着整洁像个便装警察，就算在政府那里有点小面子，也没有能耐把他抓到仓里去就业。我摇摇头，不能接受他一个打火机的贿赂，也不知道那打火机是从哪里捡来的。我拉着一车菜走了，听见他在我身后大骂：“你们见死不救？你们一个个都良心喂狗哇？老收——”他只记得我的外号收音机，“你去告诉他们，将来老子去杀人了放火了，莫怪我丑话没有说在先……”
他其实是个胆小的人，后来并没有杀人和放火。我听人家说，他刑满释放以后，老婆早已经跑了，一个女儿也不认这个劳改犯父亲，过年都不来与他见面。他到乡下养过鱼，喂过猪，但不巧鱼发了瘟，猪也不怎么长肉。他后来借钱买了一部三脚猫，就是那种吐着黑烟的三轮车，在小街上钻来钻去送客。城管队扣下了三脚猫，说这家伙破坏市容，又是无证黑车，不但要没收，还要车主交罚款五百。他百般求告没有用，自扇耳光没有用，下跪喊爹爹也没有用，一气之下，解下车架上挂着的一瓶汽油，把三轮车一把火烧了：“你们没收呀！没收呀！拿去吧！拿去吧！哈哈哈……”这一故事最后的情节，是他把剩余的汽油淋在自己身上，一划火柴，一个众人围观之下的火球就跳跃着，奔跑着，旋转着，从大街上烧到花坛里，又从花坛里烧到人行道上，又从人行道烧到墙根，直到火焰渐渐熄灭，冒出缕缕青烟，一个黑糊糊的活物还在那里抽搐。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对这个火球大感惊慌。
但没有一个人来灭火。没有一个人来扑打火焰，没有一个人去寻找灭火器或者水桶，最后只有一个老乞丐，用一床烂棉袄捂灭了他身上的余烟。
幸亏汽油不算多，没把他烧死。人们这样说。
在他的一个侄儿闻讯赶来之前，只有老乞丐在街上抱着他老泪横流嚎啕大哭。人们还这样说。
每次走过9号仓和12号仓，我都有一股庆幸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也有一点惭愧，好像我正在独享荣华富贵，把幸福建立在弟兄们的痛苦之上。这样，我拖着大木桶给9号和12号仓打菜时，勺子总是往菜汤面上削，好多刮一点油花子，或者勺子尽量往底下沉，好多捞一点有分量的渣子，以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如果他们要我递字条，只要不是太出格的，我也尽量通融，包括把一些错别字连篇的字条传到女仓。
我同各个仓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我悦耳的口哨或哼唱，常常激起这个仓或那个仓里的掌声。
女仓的人越来越少了。自从上面对肃娼有了新要求，一两个避孕套已经不能成为证据，定案难度大大提高，警察们就不大往这里送女人了。待这里的女仓空空荡荡，由八个减到两个，男犯们的字条也就大大减少。监区也冷清了许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男犯们更加容易焦躁不安，一个个炸药包碰上火星就炸。一个四川佬，不过是两个月无人探视，就绝望得轻生自杀，吞下了铁钉，痛得自己满地打滚。管教把他抬到伙房，让我们找来一些韭菜，用开水烫软了，再用筷子撬开了他的嘴巴，把一缕缕韭菜塞到他的嘴里去，忙得我们大汗淋淋，后来还一直苦守着他的肛门，看韭菜能不能裹住钉子从那里排出。还有一次，不过是打扑克时输赢几张纸片，一种硬壳纸剪出来的假光洋，几个犯人居然争执不已，继而大打出手，把全仓人拖进了一场恶斗，打得五个人骨折或脱臼，又一次让医生和我们忙得喘大气。
9号仓的越逃是不是也与此有关，也不得而知。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任何先兆，从未在黎头眼里发现过异常。据说有一家伙去预审室受审，偷偷从谈话室的窗台下拧下一支风钩，带回了仓里，小斜眼就用它来挑剔砖缝。几天下来，果真挖掉了一口砖。无奈的是，砖那边是厚厚的混凝土，铁一样硬，实在挖不动，他们只得悻悻地罢手。他们不甘心，后来细细考察监仓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发现仓里的三道裂缝中，有一条最有价值：监视窗的窗框有些吱吱的松动，是个最可能利用的破绽。他们把床单撕成布条，再搓成布绳，绳的一头锁紧窗框，另
一头由弟兄们轮番上阵，进行冲击式的拉扯，忙活了三四天，终于靠着水滴石穿的精神，拉开了窗座部位的一条长长的裂缝。看来只需要再加一把力，整个窗框就要连根拔起，轰隆一声垮塌下来，自由与清新之风就要从缺口一涌而入。
他们喜出望外，暂时不再拉了，让窗框悄悄回位，让墙缝重新合拢，看上去不大明显。为了遮人耳目，他们每天还在那里挂一件衣服，好像是晾晒，其实是掩盖现场，让警察看不出什么。
他们现在需要等到一个合适的行动时机，需要更多的观察和准备。说来也怪，那一段我去过9号，收垃圾和喷药水什么的，从没有注意窗上那件晾晒着的衣服。管教们也去那里检查卫生评比先进，早晚还各有一次人头清点，但也没人注意到窗上那件衣服。
隔壁8号仓的闹事险些坏了他们的大计。8号仓的犯人馋肉，指责所里的伙食近来油水太少，一个星期两次吃肉也都是吃些肥肉片，一点都不爽。他们在八一建军节那天突然闹事，强烈要求纪念建军节，说七一党的生日那天加过肉的，为何建军节就不能加肉呢？难道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