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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家的屋檐下，在横梁上或者走道里，一定还停放在一具或者数具棺木，不可一世地占据着很大的位置，翘起的棺头更有点趾高气扬，只差没有喷出呼噜噜的鼾声，或者高声大气的一个哈欠。
我知道这些棺木是主人们的宝贝：一户人家如果有这样的棺木，足以证明这一家略有积蓄，还有对未来的及早准备，常常引起他人的羡慕和称道。生活从此就可以过得踏踏实实。
我还突然想起了前不久院子里的一只鸟。有一个初秋的夜晚，这只鸟在林子里呱呱呱地大叫，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我只得摸黑去寻找和驱赶，用木棒敲击了好些树杆，用石块射击好些树杈，但最终不知它藏在哪一片墨色的树影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鸟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而且发现这只鸟就死在石阶上。它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血迹，只是瘦成一包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像一片影子。它有蓝色的的翎毛，有橘红色的眉圈，有眉心间的一点纯白，其实美艳惊人。
它为什么死在这里？它是不是带来了远方什么不祥的消息？抑或远方什么喜庆的消息？曹家老头儿曾经低声说过，要我注意初秋夜晚里的动静。我这才发现，那老头儿看似疯疯癫癫的，其实是个知情人，对我早有暗示。在这一刻，我甚至相信七十年前七百年前七千年前七万年前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是知情人，对今天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他们大概早就知道，早就在口口相传，有一只无名的鸟今天将会在这里，死在露水和晨光之下。
我把它埋葬在竹林边，踩紧了一堆新土。
山歌天上来
当年的老寅背有点弯，在椅子里坐久了，背上挤出几轮布的皱褶，使上衣变得前长后短，一起身，后片像幕布一样向上拉吊。
当年的老寅在汽车站等了片刻，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看天色已晚，扛着他的竹椅四处找
人问路，最后找到了县文化馆。现在，他已经面对我们，让我们略略感到挑选词语的困难。比如他的脑袋小，不好说一个，更像是一粒；眉毛粗，不好说两条，更像是两把；耳朵倒很大，说两扇或者两页，可能更合适。文化馆的老柳肯定是不大习惯这个一粒，挥挥手，说出去出去，这里没有人买椅子。
听说方申明自己是来报到的学员，听对方埋怨汽车埋怨天气而且埋怨这个文化馆实在不好找，老柳才有些吃惊：你说你就是毛三寅？
“唔呵……”
“你就是边山峒的那个毛三寅？”
“唔呵……”
“慢点，你们那里没有另外一个毛三寅吧？”
“有吗？”
“我问你。”
“村里的伙计把我家老大叫宽老倌，把我家老二叫宜老倌，把我就叫成寅老倌。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没有办法啊。”
小脑袋一脸的无辜。
老柳查了一下对方翻找出来的会议通知，白纸黑字，手续齐全，不好再说什么，带着他去客房完事。客房门有点窄。来人背着四张竹椅别别扭扭，一个椅脚横扫过来刚好刮在老柳的嘴上。“你带这么多椅子做什么？”椅子那边有尖叫。
小脑袋还卡在别扭的姿态中，“对不起。这椅子结实，凉快，街上的人就喜欢这种椅子，二舅娘一定要我带几张来。二舅娘说了……”
柳老师不关心二舅娘，揉着嘴巴走了，气呼呼来到文化馆长面前：“那个毛什么是哪个推荐的？是叫他来弹棉花还是叫他来阉猪？什么农民音乐家？我看是只猴子，还没完全变成人吧……”馆长是本地人，对老寅倒是有几分了解，说你不要小看他，他可不是一般人士，在北京读过大学，五岁就拉得胡琴，鼻子吹得了唢呐，我家的两个亲戚都晓得他的大名。柳老师根本不相信，鼻子里一声冷笑：“他晓得北京是在祁阳还是在麻阳？”这是两个小县的名字，“他晓得大学的门是朝东还是朝西？你看他那样子，长着一个阉鸡脑壳，打嗝放屁都是红薯味。他要是能把七个音符唱圆整，我就倒立着来上班。”
正说着，外面有一道尖叫，是世界末日才能听到的声音。两人出门一看，见馆里的女出纳员一脸惨白，颤抖的手指向厕所：“女厕所里有有有一个……”
有个男的吧？肯定是他。柳老师冲入女厕所，果然是小脑袋在那里用下巴夹住衣角，慢慢吞吞地系裤绳。
“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
“对不起，我眼睛不好，怕是看错了。”
“你眼睛不好，嘴也哑了？不能问一声或者咳一下？”
小脑袋走出门来，往墙上嗅了嗅，“大事不好，问题很严重。”
公共厕所门上的字是墨汁写的，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有些模糊。柳老师不想在这一点上纠缠：“人家小娄有心脏病的，来个当场晕倒，你麻烦就大啦知道吗？”
小脑袋歉意地笑，越过柳老师，对躲在他身后的女子折下腰：“大妹子，你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可以证明。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上来！”女子大叫。
“好好，我不上来。”
“你怎么这样无聊？”
小脑袋怯怯退了一步。“我是说，你没看见什么，事情不要紧的……”
“你放什么屁？我想看见吗？我要看见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人正不怕影子邪根本不要你来说，根本不要你来证明……”女人越说越乱，被小脑袋的安抚再一次搞得气急败坏。
小脑袋冲着柳老师和文化馆长睁大眼睛：“我给她赔不是，她火气还这样大？她今天早上跌了一跤吧？”
这话的意思是：她是不是一跤摔坏了脑子？
柳老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之一，小县城里的大牌艺术家，经常在剧院舞台一侧指挥乐队。这里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乐队，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两手“挠来挠去”是做什么，只觉得他能在那里挠，挠上一两个时辰也不累，想必是个重要的角色。柳老师理论水平也高，经常哗哗哗地甩着扇子，把任何曲子都分析得头头是道，比如分析出一个主题两个形象三个发展四个特点五个什么什么，用有些学员的话来说，随便捡根草都打得出一锅理论汤。他还特别强调乐生于情，“什么时候道白，什么时候开唱，都是有剧情条件的，不能乱来。你昂首阔步走向刑场的时候才会唱《国际歌》吧？挤鼻涕或者撕脚皮的时候唱得出来吗？”这是他常打的比方，让戏曲作者们茅塞顿开。
柳老师诲人不倦，为人很谦和，成天有一张笑菩萨的脸，常把熟人邀到他家去喝茶，抽烟，吃面条，谁要是缺点粮票，他也慷慨掏腰包。自从他从剧团调入文化馆，有些乡下来的业余作者还曾在他家吃过饭，开地铺打过呼噜，就当他家是一个免费客栈。当然，他热情之余也有小小图谋，比方一心等待客人们夸他，而且在进门后五分钟内立刻知晓他的各种美事：最近入了党，荣升创作组副组长，将来当上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可能的。他在恭维之下谦虚一番，算是得到了最大回报。
两天来，他再次受到重用，主持文化馆恢复以后第一个创作班，任务重，要求高，一心要抓出成效。他翻遍了学生时代所有的笔记本，整理出厚厚的讲稿，给大家耐心讲解调式、和声、动机、小三和弦、革命经典《沙家浜》的总谱配器等等。他讲着讲着，正在眉飞色舞之时，听到一丝奇怪的声音混进了小三和弦，不和谐更不对位，是彻头彻尾的噪音干扰——来自教室后排座的一个小脑袋。
“喂！”他忘记了对方的名字。
前排学员一怔，顺着他的目光朝后看。
“喂，喂，说你呢！”
震怒目光抵达之处，小脑袋一颤晃，醒了。
“你怎么能在这里打鼾？岂有此理，你你你怎么可以打鼾？”
“对不起，我眼皮子好重，好重。”
“我在这里支张床，给你拿被子枕头来？”
“不不，不要床，要床就开玩笑了。好难得的学习机会，专门来学习的，怎么能在这里睡觉？”老寅抽了自己一耳光，揪揪鼻子，咬咬牙，重新捉起笔和纸片。
“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为这些课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吗？”柳老师委屈地敲敲桌子，让学员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让自己挺胸缩腹不无悲情地重返和弦。但和弦还没有讲完，最重要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出台，无耻的噪音干扰又冒出来了，当然又是来自后排。这一次，要不是小脑袋身边的人及时推一把，要不是这一把阻止了来势凶猛的鼾声和涎水，柳老师今天讲课的情绪差点就没有了。
“你继续讲，继续讲，没有问题的。”小脑袋察觉出寂静的异常，抬抬下巴，远远地给老师送来鼓励。
“你要我讲什么？你让我怎么讲？”
“讲和弦。”
柳老师今天的授课情绪已经没有了。他本来还想讲解一下自己的两首作品，让大家了解成功的创作是怎么回事，但心情一坏，也就偷工减料，草草收场，走的时候连折扇也忘在桌上。
学习班的内容不光是培训，更重要的是创作：四天之内，每个学员都要交出一首歌曲，优胜之作将参加地区和省里的大赛。作为督战者，柳老师背着手来回转游，不时检查创作进度，给这位分析一下结构，或者给那位调整一下歌词。还好，学员们看上去大多比较卖力，常常是两人共一张破桌子，停电的时候还共一盏油灯，各自埋头吭哧吭哧地大写，嘴里不时哼出各种不成形的曲调。有的则去文化馆外的小河边，操着胡琴或者唢呐试奏新作，发出一些不太成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