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欲之爱和情感之爱冲突着，撞击着。小小的白种女人贪婪地从情人里吸取欢乐，以此来逃避她窘迫，冷酷，险恶的家庭生活，她的母亲和两个游手好闲的哥哥，尽管她爱他们，但这种爱无力又无助，这样的时候，她就躲进那个堤岸的房间，“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房间里不断扩大，时时都在形成之中，向着死延伸而去。”可见，《情人》并没有走言情小说关于金钱，门第，相爱却不能相守等等矛盾纠葛的老套路，而个人性的内在体验被强调和渲染，在一种巅峰状态下，去探求有关爱，自由和死亡的终极意义。很法国味的生命哲学，但杜拉斯是离经叛道的，她的坦诚，她的才华，使得她的灵魂赤裸，让所有时间的痕迹绽放出光芒。
最后，白种少女还是离开了堤岸，离开了她的情人。离去以后，她才沉思反顾，自己是否用她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她担心他会像水滴一样消失在沙里，这份担心验证了她的爱。她后来听说中国男人娶了个来自抚顺的北方女子。新婚之夜，他仍在哭，17岁的新娘就掀开红盖头和他一起哭。当然白种女人也结了婚，并且经历了多次婚姻，她终于明白她必须在《情人》这部书里写下那句陈词滥调：他说他会爱她到死。同样的话对于一个17岁和70岁的女人，一定有不同的意义和感受。此刻，她洞悉了一切，也就掌握了一切，她融入了万物又能淡出万物，一个爱情故事从不同的层面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多意诠释。生命不是一种结论，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不同阶段的几个绝对形象构成。人正是依赖这种致命的记忆，来摆脱焦虑和孤独，来抗拒遗忘，也就是抗拒死亡。
杜拉斯式的叙述是零碎，散乱，跳跃的，很叛逆的女知识分子的风格。《情人》这部自传体小说也是如此，但却成了畅销书。读者给子夜出版社写信说为其中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叹不已。那就读读《情人》吧，去回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风霜雨露，有份苍茫恒远的美丽，让你心痛，让你感动。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
当代西方女作家中，法国的杜拉斯是最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位了。在《情人》走红图书市场之前，她的《琴声如诉》等作品已有相当大的读者缘。杜拉斯的小说，相对于我们的阅读传统，可读性并不强。阅读是一种传统，力量比写作传统更大。那么，杜拉斯对我们的魅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肯定不是来自于她小说的陌生感。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在文本上比她更具创造性，也就是说更具陌生感。我们的阅读传统恰恰并不把这些看得很重要，甚至还要因此而排斥与拒绝。杜拉斯小说的魅力，在于她的自传自叙的色彩、氛围和品质。自传自叙的色彩、氛围和品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郁达夫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自叙传”。而杜拉斯的不同是她罩住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欲望———她的欲望，我们的欲望，让它们彼此交换，又交织在一起。她想做个暴露癖，而我们则有刺探隐私的爱好。她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们既满足了欲望，又觉得安全。只是欲望的满足意味着更强欲望的出现，更强欲望的出现使我们一下子暴露在明处，杜拉斯反而在暗处了。这是杜拉斯更不同的地方，几乎是天赋———漫不经心地就控制住我们。看上去漫不经心。这其中不乏智力游戏，也是杜拉斯的魅力得以放电的手段。因为她感性的文字，有身体的线条、状态，也有身体的温度。阅读过程中，你会冷不丁地觉得，你已被带到颇具神秘的是非之地；在一所空空荡荡的大房间里，你与一位坏女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杜拉斯的作品，透着股坏劲。迷人的声色，想想真迷人。当然，我站的立场是男性读者。
杜拉斯的小说，从没有传统的高潮。但她抓紧了你，肌肤上都感到她尖利的指甲。明知道最后没什么，就是放不下。作为“新小说”（尽管她自己否认这一说法），她作品的不同之处是在词与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创造了空白。小小的空白。这是她暗处操纵的具体化———她在墙上挖了许多小洞，以便我们的刺探。刺探其实是一种想象。是我们的想象使杜拉斯的小说有了深度。
我更爱读杜拉斯的随笔、谈话录。她急于表达，但有一种精神上的口吃————现实已使作家辞不达意了，她不绕圈子，就把这辞不达意表达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胡说八道，回味无穷。因为这胡说八道是反禁忌，是“子不语”。我们见多了一本正经的文章，藏拙的文章。而杜拉斯却不怕漏洞百出。她喜欢谈论政治，可说是无知，没章法，也就很率性。这是难得的，起码为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一位女作家对二十世纪的自己的看法。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杜拉斯选集》三本中的一本，在出版之前，责任编辑请我妻子最后校读一下，我有幸读到后来无奈被删除的一些词、句子、段落，打破了我过去的看法：以为她是酒精中毒，胡说八道是酒精带来的。其实是她的自觉。
《杜拉斯选集》中的个别篇章是我先前读过的（比如《如歌的中板》，就是以前译为的《琴声如诉》），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有小说，有剧本，有谈话录，体式不同，但味道都差不多。读了呢，与印象中杜拉斯的作品没什么区别；不读呢，又总觉得是份遗憾。这就是杜拉斯的魅力，也是坏女人的魅力吧。杜拉斯的魅力在我看来，已超过杜拉斯作品的魅力了。漓江出版社近来也出了“杜拉斯小丛书”，我买了本《外面的世界》，与作家出版社的《话多的女人》（《杜拉斯选集·3》）穿插着读。杜拉斯之所以话多，不仅仅是女人的缘故，更因为外面的世界使她觉得不能沉默。她要坏一把，坏是自由，是反抗，是惊世骇俗，也是她的天性。她天性如此———所以杜拉斯只有一个。一个总是有魅力的。
作者： 车前子
杜拉斯语录
记不清最早读玛格丽特·杜拉斯是在什么时候。也有十来年了吧，就好像没有怎么认真读过，印象深刻的都是她的只言片语。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具有非常挑剔对象的冲撞力，如果你正好是她的句子所选择的读者，她的句子就会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我还记得她的一个句子，第一次把我给吓坏了的一个句子。
她写一个印度女人，说“……她只能生活在那里，她靠那个地方生活，她靠印度、加尔各答每天分泌出来的绝望生活，同样，她也因此而死，她死就像被印度毒死。”
被一个城市分泌出来的绝望毒死。这种妖冶冷酷到了极致的意象就被杜拉斯这么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给道了出来————我在此目睹了魔鬼与天使混合的面孔，焉能不惊骇？可以说，因为这句话，我爱上了出语惊人的作家，或者说，我爱上了智慧、怪诞、霸道、夸张的作家。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就是语言，先礼后兵是一种风格，先兵后礼也是一种风格，我偏爱后者。在我的理解里，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礼与兵都是一种手段，其最后结果是读者是否臣服。我自己的阅读爱好，是倾向化干戈为玉帛这种形式的。
后来，也就开始记录杜拉斯语录。
现在检点几个笔记本里的杜拉斯语录，发现好多不可思议的蛮横和不可思议的俏皮。我已经不能认同杜拉斯了，年岁渐长，与她那些癫狂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按着一个主流社会应有的规范和礼仪要求自己和教育孩子。她的很多句子让我微笑。杜拉斯在我心目中成为一个沉闷聚会中翩翩而至的美丽的异类，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但聪明绝顶有趣之极。大家在道貌岸然的面具之下喜欢她、宠她，最后起哄把她赶走。
一个从少女时代开始阅读杜拉斯的人，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信到不信的过程，这个过程让自己与杜拉斯血肉相连亲密无间；与之剥离的同时，也渐渐地获得了自己的思想。到现在，对于杜拉斯，我可以说，我并不崇敬她，但我爱她。她像一把剑，曾在十年的时间里插在我的心上；现在她依然是把剑，只是插在心灵之外。关键是，任何时候，杜拉斯于我都是剑，她是一个品质可以保证的传世作家。谁能否定这一点呢？
杜拉斯是可以让我一直读下去的，只要我拒绝中毒。她自己就是一个分泌绝望毒液的城市，是令人事后难堪的欲望之夜。我想，我也许有能力拒绝中毒，因为我已经爱她而不是迷恋她。她自己说：“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
作者： 洁尘
距离或绝望
J·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说：“不管玛格丽特·杜拉斯搬上舞台的是一个什么家务都做的女仆或一个工业家的妻子，一个副领事，一个年金收入者或一个‘左派’小知识妇女，她给我们叙述的始终不是一次恋爱的故事，而是爱情的故事。……玛格丽特·杜拉斯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能代替爱情。‘“
这提示我们，杜拉斯的小说恐怕应该是另外一种读法；而我们往往把她写的 “爱情”看成“恋爱”了。所谓爱情别有意义。在她的所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视为主体的东西，就是距离。这是一位关于距离的作家。她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物之间都不可能相遇。杜拉斯的《情人》出版之后，“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见上海译文版译者前言）我觉得正因为这一笔似乎意味着有缩短距离的可能，所以她才感到遗憾。
杜拉斯小说中总有一�